作者:民國·魯迅 ┋ 閱讀:2489
一：關於中國的火
希臘人所用的火，聽說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普洛美修斯：通譯普羅米修斯，是希臘神話中的神。據傳他從主神宙斯那裏偷了火種給人類，受到宙斯的懲罰，被釘在高加索山的巖石上，讓神鷹啄食他的肝臟。從天上偷來的，但中國的卻和它不同，是燧人氏自家所發見——或者該說是發明罷。因為並非偷兒，所以拴在山上，給老雕去啄的災難是免掉了，然而也沒有普洛美修斯那樣的被傳揚，被崇拜。
中國也有火神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隨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東西。
自從燧人氏發見，或者發明了火以來，能夠很有味的吃火鍋，點起燈來，夜裏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罷，同時也開始了火災，故意點上火，燒掉那有巢氏所發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現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該被忘卻的。即使傷了食，這回是屬於神農氏的領域了，所以那神農氏，至今還被人們所記得。至於火災，雖然不知道那發明家究竟是什麽人，但祖師總歸是有的，於是沒有法，隻好漫稱之曰火神，而獻以敬畏。看他的畫像，是紅面孔，紅胡須，不過祭祀的時候，卻須避去一切紅色的東西，而代之以綠色。他大約像西班牙的牛一樣，一看見紅色，便會亢奮起來，做出一種可怕的行動的西班牙以前有鬥牛的風俗，鬥牛士手持紅布對牛撩撥，待牛以角向他觸去，即與之搏鬥。。
他因此受著崇祀。在中國，這樣的惡神還很多。
然而，在人世間，倒似乎因了他們而熱鬧。賽會賽會：舊時的一種迷信習俗。用儀仗、鼓樂和雜戲等迎神出廟，周遊街巷，以酬神祈福。也隻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卻沒有。倘有火災，則被災的和鄰近的沒有被災的人們，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謝之意。被了災還要來表感謝之意，雖然未免有些出於意外，但若不祭，據說是第二回還會燒，所以還是感謝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對於火神，就是對於人，有時也一樣的這麽辦，我想，大約也是禮儀的一種罷。
其實，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燒飯來，卻也許更有趣。外國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國，則無論查檢怎樣的歷史，總尋不出燒飯和點燈的人們的列傳來。在社會上，即使怎樣的善於燒飯，善於點燈，也毫沒有成為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一燒書，至今還儼然做著名人，至於引為希特拉希特拉（ahitler，1889─1945）：通譯希特勒，德國納粹黨頭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首之一。他擔任內閣總理期間，實行法西斯統治，燒毀進步書籍和一切所謂“非德國思想”的書籍。燒書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拉太太善於開電燈，烤面包罷，那麽，要在歷史上尋一點先例，恐怕可就難了。但是，幸而那樣的事，是不會哄動一世的。
燒掉房子的事，據宋人的筆記說，是開始於蒙古人的。因為他們住著帳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然而，這是誑話。蒙古人中，懂得漢文的很少，所以不來更正的。其實，秦的末年就有著放火的名人項羽在，一燒阿房宮，便天下聞名，至今還會在戲臺上出現，連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燒以前的阿房宮裏每天點燈的人們，又有誰知道他們的名姓呢？
現在是爆裂彈呀，燒夷彈呀之類的東西已經做出，加以飛機也很進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麽，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從遠處看去，恰如救世主一樣，而那火光，便令人以為是光明。
二：關於中國的王道
在前年，曾經拜讀過中裏介山氏的大作《給支那及支那國民的信》。隻記得那裏面說，周漢都有著侵略者的資質。而支那人都謳歌他，歡迎他了。連對於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謳歌了。隻要那侵略，有著安定國家之力，保護民生之實，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於是對於支那人的執迷不悟之點，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滿洲出版的雜誌上，是被譯載了的，但因為未曾輸入中國，所以像是回信的東西，至今一篇也沒有見。隻在去年的上海報上所載的胡適博士的談話裏，有的說，“隻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徹底停止侵略，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不消說，那不過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覺得好像是對於那信的答復。
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是胡適博士給中國之所謂王道所下的定義，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話的罷。在中國，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的胡博士，該是不至於不知道的。
不錯，中國也有過謳歌了元和清的人們，但那是感謝火神之類，並非連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證據。如果給與一個暗示，說是倘不謳歌，便將更加虐待，那麽，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還可以使人們來謳歌。四五年前，我曾經加盟於一個要求自由的團體自由的團體：指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共產黨支持和領導下的革命群眾團體，一九三○年二月成立於上海，宗旨是爭取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而那時的上海教育局長陳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義的統治之下，還覺得不滿麽？那可連現在所給與著的一點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每當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時候，我一面佩服著陳氏的精通王道的學識，一面有時也不免想，真該是謳歌三民主義的。然而，現在是已經太晚了。
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謳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
漢的高祖，據歷史家說，是龍種，但其實是無賴出身，說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對的。至於周的武王，則以征伐之名入中國，加以和殷似乎連民族也不同，用現代的話來說，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時的民眾的聲音，現在已經沒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確曾大大的宣傳過那王道，但先生們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並且周遊歷國，有所活動，所以恐怕是為了想做官也難說。說得好看一點，就是因為要“行道”，倘做了官，於行道就較為便當，而要做官，則不如稱贊周朝之為便當的。然而，看起別的記載來，卻雖是那王道的祖師而且專家的周朝，當討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齊扣馬而諫伯夷和叔齊扣馬而諫：據《史記·伯夷列傳》載：“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幹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非拖開不可；紂的軍隊也加反抗，非使他們的血流到漂杵不可。接著是殷民又造了反，雖然特別稱之曰“頑民”“頑民”：據唐代孔穎達疏：“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從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開，但總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種什麽破綻似的。好個王道，隻消一個頑民，便將它弄得毫無根據了。
儒士和方士，是中國特產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這兩件在中國終於都沒有。據長久的歷史上的事實所證明，則倘說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說現在還有者，是新藥。孟子生於周季，所以以談霸道為羞，倘使生於今日，則跟著人類的智識範圍的展開，怕要羞談王道的罷。
三：關於中國的監獄
我想，人們是的確由事實而從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發生變化的。從宋朝到清朝的末年，許多年間，專以代聖賢立言的“制藝”“制藝”：科舉考試時規定的文體。在明清兩代指摘取“四書”“五經”中文句命題、立論的八股文。這一種煩難的文章取士，到得和法國打了敗仗指中法戰爭。結果是清政府與法國簽訂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約》。，這才省悟了這方法的錯誤。於是派留學生到西洋，開設兵器制造局，作為那改正的手段。省悟到這還不夠，是在和日本打了敗仗之後指中日戰爭（即甲午戰爭）。清政府在戰敗後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回是竭力開起學校來。於是學生們年年大鬧了。從清朝倒掉，國民黨掌握政權的時候起，才又省悟了這錯誤，作為那改正的手段的，是除了大造監獄之外，什麽也沒有了。
在中國，國粹式的監獄，是早已各處都有的。到清末，就也造了一點西洋式，即所謂文明式的監獄。那是為了示給旅行到此的外國人而建造，應該與為了和外國人好互相應酬，特地派出去，學些文明人的禮節的留學生，屬於同一種類的。托了這福，犯人的待遇也還好，給洗澡，也給一定分量的飯吃，所以倒是頗為幸福的地方。但是，就在兩三禮拜前，政府因為要行仁政了，還發過一個不準克扣囚糧的命令。從此以後，可更加幸福了。
至於舊式的監獄，則因為好像是取法於佛教的地獄的，所以不但禁錮犯人，此外還有給他吃苦的職掌。擠取金錢，使犯人的家屬窮到透頂的職掌，有時也會兼帶的。但大家都以為應該。如果有誰反對罷，那就等於替犯人說話，便要受惡黨惡黨：這裏是反語，當時國民黨反動派曾用“匪黨”等字眼誣稱中國共產黨。的嫌疑。然而文明是出奇的進步了，所以去年也有了提倡每年該放犯人回家一趟，給以解決性欲的機會的，頗是人道主義氣味之說的官吏。據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報》“南京專電”稱：“司法界某要人談……壯年犯之性欲問題，依照理論，人民犯罪，失去自由，而性欲不在剝奪之列，歐美文明國家，定有犯人假期……每年得請假返家五天或七天，解決其性欲。”其實，他也並非對於犯人的性欲，特別表著同情，不過因為總不愁竟會實行的，所以也就高聲嚷一下，以見自己的作為官吏的存在。然而輿論頗為沸騰了。有一位批評家，還以為這麽一來，大家便要不怕牢監，高高興興的進去了，很為世道人心憤慨了一下。據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十日談》第二期載有郭明的《自由監獄》一文稱：“最近司法當局復有關於囚犯性欲問題之討論……本來，囚禁制度……是國家給予犯罪者一個自省而改過的機會……監獄痛苦盡人皆知，不法犯罪，乃自討苦吃，百姓既有戒心，或者可以不敢犯法；對付小人，此亦天機一條也。”受了所謂聖賢之教那麽久，竟還沒有那位官吏的圓滑，固然也令人覺得誠實可靠，然而他的意見，是以為對於犯人，非加虐待不可，卻也因此可見了。
從別一條路想，監獄確也並非沒有不像以“安全第一”為標語的人們的理想鄉的地方。火災極少，偷兒不來，土匪也一定不來搶。即使打仗，也決沒有以監獄為目標，施行轟炸的傻子；即使革命，有釋放囚犯的例，而加以屠戮的是沒有的。當福建獨立福建獨立：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建發生的政變。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抗擊日軍進犯的十九路軍，被蔣介石調往福建進行反共內戰。該軍廣大官兵在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的影響下，反對蔣介石投降日本的政策，不願和紅軍作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軍將領聯合國民黨內一部分勢力，在福建省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紅軍成立抗日反蔣協定，但不久即在蔣介石的兵力壓迫下失敗。之初，雖有說是釋放犯人，而一到外面，和他們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們倒反而失蹤了的謠言，然而這樣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過的。總而言之，似乎也並非很壞的處所。隻要準帶家眷，則即使不是現在似的大水，饑荒，戰爭，恐怖的時候，請求搬進去住的人們，也未必一定沒有的。於是虐待就成為必不可少了。
牛蘭牛蘭（naulen）：即保羅·魯埃格，原籍波蘭，“泛太平洋產業同盟”上海辦事處秘書，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工作人員。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牛蘭夫婦同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拘捕，送往南京監禁，次年七月一日以“危害民國”罪受審。牛蘭不服，於七月二日起進行絕食鬥爭。宋慶齡、蔡元培等曾組織“牛蘭夫婦營救委員會”進行營救。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南京前夕出獄。夫婦，作為赤化宣傳者而關在南京的監獄裏，也絕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麽效力也沒有。這是因為他不知道中國的監獄的精神的緣故。有一位官員詫異的說過：他自己不吃，和別人有什麽關系呢？豈但和仁政並無關系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於監獄有益的。甘地甘地（m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主張“非暴力抵抗”，倡導對英國殖民政府“不合作運動”，曾屢遭監禁，在獄中多次以絕食以示反抗。的把戲，倘不挑選興行場興行場：日語，戲場的意思。，就毫無成效了。
然而，在這樣的近於完美的監獄裏，卻還剩著一種缺點。至今為止，對於思想上的事，都沒有很留心。為要彌補這缺點，是在近來新發明的叫作“反省院”的特種監獄裏，施著教育。我還沒有到那裏面去反省過，所以並不知道詳情，但要而言之，好像是將三民主義時時講給犯人聽，使他反省著自己的錯誤。聽人說，此外還得做排擊共產主義的論文。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那自然，非終身反省不可了，而做得不夠格，也還是非反省到死則不可。現在是進去的也有，出來的也有，因為聽說還得添造反省院，可見還是進去的多了。考完放出的良民，偶爾也可以遇見，但仿佛大抵是萎靡不振，恐怕是在反省和畢業論文上，將力氣使盡了罷。那前途，是在沒有希望這一面的。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三月號日本《改造》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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