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民國·魯迅 ┋ 閱讀:2257
寫什麽是一個問題，怎麽寫又是一個問題。
今年不大寫東西，而寫給《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這原因。說起來是極可笑的，就因為它紙張好。有時有一點雜感，仔細一看，覺得沒有什麽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麽潔白的紙張，便廢然而止了。好的又沒有。我的頭裏是如此地荒蕪，淺陋，空虛。
可談的問題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會國家，高超的還有文明，文藝。古來許多人談過了，將來要談的人也將無窮無盡。但我都不會談。記得還是去年躲在廈門島上的時候，因為太討人厭了，終於得到“敬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裏。白天還有館員，釘書匠，閱書的學生，夜九時後，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裏，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沈靜下去了。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後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是叢冢；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面則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撲到心坎裏。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仿佛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它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沈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莫非這就是一點“世界苦惱”“世界苦惱”：原為奧地利詩人萊瑙（nalemnau，1802—1850）的話，意思說人們生活在世上是苦惱的；後來有一些資產階級文藝家引用它來解釋文藝創作，認為創作起因於這種苦惱的感覺。麽？我有時想。然而大約又不是的，這不過是淡淡的哀愁，中間還帶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卻愈渺茫了，幾乎就要發見僅隻我獨自倚著石欄，此外一無所有。必須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結果卻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鋼針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處直拍下去，同時隻知道蚊子在咬我。什麽哀愁，什麽夜色，都飛到九霄雲外去了，連靠過的石欄也不再放在心裏。而且這還是現在的話，那時呢，回想起來，是連不將石欄放在心裏的事也沒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進房裏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椅子——上，撫摩著蚊喙的傷，直到它由痛轉癢，漸漸腫成一個小疙瘩。我也就從撫摩轉成搔，掐，直到它由癢轉痛，比較地能夠打熬。
此後的結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電燈下吃柚子。
雖然不過是蚊子的一叮，總是本身上的事來得切實。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也隻能寫一些這類小事情，而還萬不能寫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顯明深切。而況千叮萬叮，而況一刀一槍，那是寫不出來的。
尼采愛看血寫的書。但我想，血寫的文章，怕未必有罷。文章總是墨寫的，血寫的倒不過是血跡。它比文章自然更驚心動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變色，容易消磨。這一點，就要任憑文學逞能，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來今，總要以它的永久來傲視少女頰上的輕紅似的。
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就是隨便寫寫罷，橫豎也隻能如此。這些都應該和時光一同消逝，假使會比血跡永遠鮮活，也隻足證明文人是僥幸者，是乖角兒。但真的血寫的書，當然不在此例。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便覺得“寫什麽”倒也不成什麽問題了。
“怎樣寫”的問題，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初知道世界上有著這麽一個問題，還不過兩星期之前。那時偶然上街，偶然走進丁蔔書店去，偶然看見一疊《這樣做》《這樣做》：旬刊，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廣州創刊，孔聖裔主編，“革命文學社”編輯發行。它以“努力革命文化的宣傳”為幌子，配合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猖狂反共反人民。，便買取了一本。這是一種期刊，封面上畫著一個騎馬的少年兵士。我一向有一種偏見，凡書面上畫著這樣的兵士和手捏鐵鋤的農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為我總疑心它是宣傳品。發抒自己的意見，結果弄成帶些宣傳氣味了的伊孛生伊孛生（hibsen，1828—1906）：通譯易蔔生，挪威劇作家。他的作品對資產階級社會的虛偽、庸俗作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婚姻、家庭和社會的改革問題。有《玩偶之家》《國民公敵》等劇本。等輩的作品，我看了倒並不發煩。但對於先有了“宣傳”兩個大字的題目，然後發出議論來的文藝作品，卻總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樣，就和雒誦雒誦：一作洛誦，語見《莊子·大宗師》，反復誦讀的意思。教訓文學的時候相同。但這《這樣做》卻又有些特別，因為我還記得日報上曾經說過，是和我有關系的。也是凡事切己，則格外關心的一例罷，我便再不怕書面上的騎馬的英雄，將它買來了。回來後一檢查剪存的舊報，還在的，日子是三月七日，可惜沒有註明報紙的名目，但不是《民國日報》，便是《國民新聞》《民國日報》：一九二三年國民黨在廣州創辦的報紙，一九三七年改名為《中山日報》。《國民新聞》：一九二五年國民黨人在廣州創辦的報紙，初期宣傳革命，“四·一二”政變後被國民黨反動派控制，成為反革命宣傳的喉舌。，因為我那時所看的隻有這兩種。下面抄一點報上的話：
“自魯迅先生南來後，一掃廣州文學之寂寞，先後創辦者有《做什麽》《做什麽》：周刊，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學生運動委員會的機關刊物，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創刊，畢磊主編，廣州國光書店發行。，《這樣做》兩刊物。聞《這樣做》為革命文學社定期出版物之一，內容註重革命文藝及本黨主義之宣傳。……”
開首的兩句話有些含混，說我都與聞其事的也可以，說因我“南來”了而別人創辦的也通。但我是全不知情。當初將日報剪存，大概是想調查一下的，後來卻又忘卻，擱下了。現在還記得《做什麽》出版後，曾經送給我五本。我覺得這團體是共產青年主持的，因為其中有“堅如”，“三石”等署名，該是畢磊畢磊（1902—1927）：筆名堅如、三石，湖南長沙人。當時為中山大學英文系學生，曾任中共廣東區委學生運動委員會副書記，在廣州“四·一五”反革命事件中不幸被捕，最後犧牲。，通信處也是他。他還曾將十來本《少年先鋒》《少年先鋒》：旬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委員會機關刊物，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創刊，李偉森等先後主編，廣州國光書店發行。送給我，而這刊物裏面則分明是共產青年所作的東西。果然，畢磊君大約確是共產黨，於四月十八日從中山大學被捕。據我的推測，他一定早已不在這世上了，這看去很是瘦小精幹的湖南的青年。
《這樣做》卻在兩星期以前才見面，已經出到七八期合冊了。第六期沒有，或者說被禁止，或者說未刊，莫衷一是，我便買了一本七八合冊和第五期。看日報的記事便知道，這該是和《做什麽》反對，或對立的。我拿回來，倒看上去，通訊欄裏就這樣說：“在一般cpcp：英語communistparty的縮寫，即共產黨。氣焰盛張之時，……而你們一覺悟起來，馬上退出cp，不隻是光退出便了事，尤其值得cp氣死的，就是破天荒的接二連三的退出共產黨登報聲明。……”那麽，確是如此了。
這裏又即刻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麽這麽大相反對的兩種刊物，都因我“南來”而“先後創辦”呢？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為我新來而且灰色。但要講起來，怕又有些話長，現在姑且保留，待有相當的機會時再說罷。
這回且說我看《這樣做》。看過通訊，懶得倒翻上去了，於是看目錄。忽而看見一個題目道：《郁達夫先生休矣》，便又起了好奇心，立刻看文章。這還是切己的瑣事總比世界的哀愁關心的老例，達夫先生是我所認識的，怎麽要他“休矣”了呢？急於要知道。假使說的是張龍趙虎，或是我素昧平生的偉人，老實說罷，我決不會如此留心。
原來是達夫先生在《洪水》上有一篇《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說這一次的革命是階級鬥爭的理論的實現，而記者則以為是民族革命的理論的實現。大約還有英雄主義不適宜於今日等類的話罷，所以便被認為“中傷”和“挑撥離間”，非“休矣”不可了。
我在電燈下回想，達夫先生我見過好幾面，談過好幾回，隻覺他穩健和平，不至於得罪於人，更何況得罪於國。怎麽一下子就這麽流於“偏激”了？我倒要看看《洪水》。
這期刊，聽說在廣西是被禁止的了，廣東倒還有。我得到的是第三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二期。照例的壞脾氣，從三十二期倒看上去，不久便翻到第一篇《日記文學》，也是達夫先生做的，於是便不再去尋《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變成看談文學了。我這種模模糊糊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對的，但“怎麽寫”的問題，卻就出在那裏面。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說凡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點自敘傳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稱來寫出，則時常有誤成第一人稱的地方。而且敘述這第三人稱的主人公的心理狀態過於詳細時，讀者會疑心這別人的心思，作者何以會曉得得這樣精細？於是那一種幻滅之感，就使文學的真實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當的體裁，是日記體，其次是書簡體。
這誠然也值得討論的。但我想，體裁似乎不關重要。上文的第一缺點，是讀者的粗心。但隻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別人以敘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別人的東西，便不至於感到幻滅，即使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真實。其真實，正與用第三人稱時或誤用第一人稱時毫無不同。倘有讀者隻執滯於體裁，隻求沒有破綻，那就以看新聞記事為宜，對於文藝，活該幻滅。而其幻滅也不足惜，因為這不是真的幻滅，正如查不出大觀園的遺跡，而不滿於《紅樓夢》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犧牲了抒寫的自由，即使極小部分，也無異於削足適履的。
第二種缺陷，在中國也已經是頗古的問題。紀曉嵐攻擊蒲留仙的《聊齋誌異》，就在這一點。兩人密語，決不肯泄，又不為第三人所聞，作者何從知之？所以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竭力隻寫事狀，而避去心思和密語。但有時又落了自設的陷阱，於是隻得以《春秋左氏傳》的“渾良夫夢中之噪”來解嘲。他的支絀的原因，是在要使讀者信一切所寫為事實，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所以一與事實相左，那真實性也隨即滅亡。如果他先意識到這一切是創作，即是他個人的造作，便自然沒有一切掛礙了。
一般的幻滅的悲哀，我以為不在假，而在以假為真。記得年幼時，很喜歡看變戲法，猢猻騎羊，石子變白鴿，最末是將一個孩子刺死，蓋上被單，一個江北口音的人向觀眾裝出撒錢模樣道：huazaahuazaa：用拉丁字母拼寫的象聲詞，譯音似“嘩嚓”，形容撒錢的聲音。！huazaa！大概是誰都知道，孩子並沒有死，噴出來的是裝在刀柄裏的蘇木汁蘇木汁：蘇木是常綠小喬木，心材稱“蘇方”。蘇木汁即用蘇方制成的紅色溶液，可作染料。，huazaa一夠，他便會跳起來的。但還是出神地看著，明明意識著這是戲法，而全心沈浸在這戲法中。萬一變戲法的定要做得真實，買了小棺材，裝進孩子去，哭著擡走，倒反索然無味了。這時候，連戲法的真實也消失了。
我寧看《紅樓夢》，卻不願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記》，它一頁能夠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橋家書》我也不喜歡看，不如讀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歡的是他題了家書兩個字。那麽，為什麽刻了出來給許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裝腔。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日記體，書簡體，寫起來也許便當得多罷，但也極容易起幻滅之感；而一起則大抵很厲害，因為它起先模樣裝得真。
《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點很不舒服的東西。為什麽呢？一是抄上諭。大概是受了何焯何焯（1661—1722）：字屺瞻，江蘇長洲（今吳縣）人，清代校勘家。康熙時官至編修，因事入獄，所藏書籍（包括他自己的著作）都被沒收。康熙帝對這些書曾親自檢查，因未發現罪證，準予免罪並發還藏書。的故事的影響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禦覽”。二是許多墨塗。寫了尚且塗去，該有許多不寫的罷？三是早給人家看，抄，自以為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騙。翻翻一部小說，雖是很荒唐，淺陋，不合理，倒從來不起這樣的感覺的。
聽說後來胡適之先生也在做日記，並且給人傳觀了。照文學進化的理論講起來，一定該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陸續的印出。
但我想，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做作的寫信和日記，恐怕也還不免有破綻，而一有破綻，便破滅到不可收拾了。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十八、十九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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