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民國·魯迅 ┋ 閱讀:2441
我覺得中國有時是極愛平等的國度。有什麽稍稍顯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長刀來削平它。以人而論，孫桂雲是賽跑的好手，一過上海，不知怎的就萎靡不振，待到到得日本，不能跑了；阮玲玉算是比較的有成績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氣吃下三瓶安眠藥片不可。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來。但這捧了起來，卻不過為了接著摔得粉碎。大約還有人記得“美人魚”“美人魚”：當時女遊泳運動員楊秀瓊的綽號。有一段時期報紙上連日刊登關於她的消息，其中有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為她拉韁和揮扇等事。罷，簡直捧得令觀者發生肉麻之感，連看見姓名也會覺得有些滑稽。契訶夫說過：“被昏蛋所稱贊，不如戰死在他手裏。”真是傷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國又是極愛中庸的國度，所以極端的昏蛋是沒有的，他不和你來戰，所以決不會爽爽快快的戰死，如果受不住，隻好自己吃安眠藥片。
在所謂文壇上當然也不會有什麽兩樣：翻譯較多的時候，就有人來削翻譯，說它害了創作；近一兩年，作短文的較多了，就又有人來削“雜文”削“雜文”：這裏是指林希雋在《雜文和雜文家》（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九月《現代》第五卷第五期）一文中說：雜文的“意義是極端狹窄的。如果碰著文學之社會的效果之全般問題，則決不能與小說戲曲並日而語的”。又說：“無論雜文家之群如何地為雜文辯護，主觀的地把雜文的價碼擡得如何高，可是這墮落的事實是不容掩諱的。”最後還說：“俄國為什麽能夠有《和平與戰爭》這類偉大的作品的產生？……而我們的作家呢，豈就永遠寫寫雜文而引為莫大的滿足麽？”，說這是作者的墮落的表現，因為既非詩歌小說，又非戲劇，所以不入文藝之林，他還一片婆心，勸人學學托爾斯泰，做《戰爭與和平》似的偉大的創作去。這一流論客，在禮儀上，別人當然不該說他是“昏蛋”的。批評家嗎？他謙虛得很，自己不承認。攻擊雜文的文字雖然也隻能說是雜文，但他又決不是雜文作家，因為他不相信自己也相率而墮落。如果恭維他為詩歌小說戲劇之類的偉大的創作者，那麽，恭維者之為“昏蛋”也無疑了。歸根結底，不是東西而已。不是東西之談也要算是“人言”，這就使弱者覺得倒是安眠藥片較為可愛的緣故。不過這並非戰死。問是有人要問的：給誰害死的呢？種種議論的結果，兇手有三位：曰，萬惡的社會；曰，本人自己；曰，安眠藥片。完了。
我們試去查一通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麽大學的講義，的確，總不能發見一種叫作tsa－wen的東西。這真要使有誌於成為偉大的文學家的青年，見雜文而心灰意懶：原來這並不是爬進高尚的文學樓臺去的梯子。托爾斯泰將要動筆時，是否查了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麽大學的講義之後，明白了小說是文學的正宗，這才決心來做《戰爭與和平》似的偉大的創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國的這幾年的雜文作者，他的作文，卻沒有一個想到“文學概論”的規定，或者希圖文學史上的位置的，他以為非這樣寫不可，他就這樣寫，因為他隻知道這樣的寫起來，於大家有益。農夫耕田，泥匠打墻，他隻為了米麥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點不虧心的糊口之資，歷史上有沒有“鄉下人列傳”或“泥水匠列傳”，他向來就並沒有想到。如果他隻想著成什麽所謂氣候，他就先進大學，再出外洋，三做教授或大官，四變居士或隱逸去了。歷史上很尊隱逸，《居士傳》不是還有專書嗎，多少上算呀，噫！
但是，雜文這東西，我卻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學樓臺去的。小說和戲曲，中國向來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經西洋的“文學概論”引為正宗，我們也就奉之為寶貝，《紅樓夢》《西廂記》之類，在文學史上竟和《詩經》《離騷》並列了。雜文中之一體的隨筆，因為有人說它近於英國的essayessay：英語，指隨筆、小品文、短論等。，有些人也就頓首再拜，不敢輕薄。寓言和演說，好像是卑微的東西，但伊索和契開羅，不是坐在希臘羅馬文學史上嗎？雜文發展起來，倘不趕緊削，大約也未必沒有擾亂文苑的危險。以古例今，很可能的，真不是一個好消息。但這一段話，我是和不是東西之流開開玩笑的，要使他爬耳搔腮，熱剌剌的覺得他的世界有些灰色。前進的雜文作者，倒決不計算著這些。
其實，近一兩年來，雜文集的出版，數量並不及詩歌，更其趕不上小說，慨嘆於雜文的泛濫，還是一種胡說八道。隻是作雜文的人比先前多幾個，卻是真的，雖然多幾個，在四萬萬人口裏面，算得什麽，卻就要誰來疾首蹙額？中國也真有一班人在恐怕中國有一點生氣；用比喻說：此之謂“虎倀”。
這本集子的作者先前有一本《不驚人集》，我隻見過一篇自序；書呢，不知道哪裏去了。這一回我希望一定能夠出版，也給中國的著作界豐富一點。我不管這本書能否入於文藝之林，但我要背出一首詩來比一比：“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地猶鄹氏邑，宅接魯王宮。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猶與夢時同。”這是《唐詩三百首》裏的第一首，是“文學概論”詩歌門裏的所謂“詩”。但和我們不相幹，那裏能夠及得這些雜文的和現在切貼，而且生動，潑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能移人情，對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攪亂你們的文苑，至少，是將不是東西之流的唾向雜文的許多唾沫，一腳就踏得無蹤無影了，隻剩下一張滿是油汗兼雪花膏的嘴臉。
這嘴臉當然還可以嘮叨，說那一首“夫子何為者”並非好詩，並且時代也過去了。但是，文學正宗的招牌呢？“文藝的永久性”呢？
我是愛讀雜文的一個人，而且知道愛讀雜文還不隻我一個，因為它“言之有物”。我還更樂觀於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活相。我所以極高興為這本集子作序，並且借此發表意見，願我們的雜文作家，勿為虎倀所迷，以為“人言可畏”，用最末的稿費買安眠藥片去。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魯迅記於上海之卓面書齋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芒種》半月刊第六期，後印入《打雜集》。《打雜集》收雜文四十八篇，附錄別人的文字六篇，一九三五年六月生活書店出版。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作家，“左聯”成員。曾編輯《新語林》半月刊和《芒種》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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