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民國·魯迅 ┋ 閱讀:5126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麽關系，因為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幹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為人有三魂六魄，或雲七魄；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麽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為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隻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漢朝選用人材的制度中，有推舉“孝子”和“廉士”為官的做法，因此社會上就產生了許多虛偽矯情的事情。《太平禦覽》卷四一一引劉向《孝子圖》記郭巨埋兒的事說：“郭巨，河內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千萬為兩，分與兩弟，己獨取母供養。……妻產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欲掘地埋之。於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鐵券雲：‘賜孝子郭巨。’……遂得兼養兒。”又卷四八二引幹寶《搜神記》記丁蘭刻木的事說：“丁蘭，河內野王人。年十五，喪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鄰人有所借，木母顏和則與，不和不與。後鄰人忿蘭，盜斫木母，應刀血出。蘭乃殯殮，報仇。漢宣帝嘉之，拜中大夫。”宋重理學理學：宋元明清時期的哲學思潮，亦稱道學，即宋代程顥、程頤、朱熹等人闡釋儒家學說而形成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當時那些理學家在服裝上和一般人也往往不同。如《程氏外書》記程頤的服裝說：“先生常服繭袍，高帽檐劣半寸，系絳。曰：此野人之服也。”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帖括：是科舉考試文體之名。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源增：姓谷，山東文登人，北京大學法文系學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國民新報副刊》載有他翻譯的《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一文，文中的引文即見於該文的譯後記中。先生的話：
“表面上看隻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麽，社會不是改進了麽？並不，我雖然也是被謚為“土匪”之一，卻並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
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所以中國的國魂裏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裏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隻因為事實仿佛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雙官誥》：戲曲名。明代楊善之著有傳奇《雙官誥》。後來京劇中也有了此劇，主要講述了：薛廣出外經商，訛傳已死，他的第二妾王春娥為其守節並撫養兒子薛倚長大成人。後來薛廣做了高官回家，薛倚也及第還鄉，由此王春娥便得了雙重的官誥。，也愛看《四傑村》《四傑村》：京劇名。故事出自清代無名氏著《綠牡丹》。主要講述了：駱宏勛被歷城縣知縣賀世賴誣為強盜，在解往京城途中，又被四傑村惡霸朱氏兄弟將囚車奪去，欲加殺害，幸為幾個綠林好漢將他救出，並放火燒了四傑村。，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艷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為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麽，我答道：“造反。”
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系的國度裏，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為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李景林：字芳岑，河北棗強人，奉系軍閥，曾任直隸督軍。一九二五年冬，奉軍郭松齡倒戈與張作霖作戰，馮玉祥也乘機對李景林發動攻擊，占領了天津。李景林逃匿租界後，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到濟南收拾殘部，與張宗昌聯合，稱為直魯聯軍，準備反攻。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就是這個時候發表的。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著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
“予預計於舊歷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卷土重來，若再失敗，則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雲。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為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隻“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這是鑒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註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整頓學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政府內閣會議通過了章士釗草擬的“整頓學風令”，並由段祺瑞執政府明令發表。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後，學界裏就官氣彌漫，順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余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卻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隻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為上頭還有“減膳”執政“減膳”執政：指段祺瑞。一九二五年五月，北京學生因章士釗禁止紀念“五七”國恥，於九日向北洋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提出罷免章士釗的要求；章士釗即采取以退為進的手段，於十一日向段祺瑞辭職，並在辭呈中向段獻媚說：“釗誠舉措失當。眾怒齊攖。一人之禍福安危。自不足計。萬一鈞座因而減膳。時局為之不寧。……釗有百身。亦何能贖。”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群眾為反對關稅會議要求關稅自主舉行遊行示威，提出“驅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釗”等口號，於是章士釗潛逃天津。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說些什麽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話呢？……
一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語絲》周刊第六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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