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民国·鲁迅 ┋ 阅读:2291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美麦”: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棉麦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五千万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购买美麦,五分之四购买美棉。〕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下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拼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karlwittvogel)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
“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恩格勒:即恩格斯。明那·考茨基(1837─1912),通译敏娜·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作家,著有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等。〕在给明那·考茨基(minnakautsky,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哪一边也不很明白。”(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
八月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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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民国·鲁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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