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民国·鲁迅 ┋ 阅读:2686
我觉得中国有时是极爱平等的国度。有什么稍稍显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以人而论,孙桂云是赛跑的好手,一过上海,不知怎的就萎靡不振,待到到得日本,不能跑了;阮玲玉算是比较的有成绩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气吃下三瓶安眠药片不可。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来。但这捧了起来,却不过为了接着摔得粉碎。大约还有人记得“美人鱼”“美人鱼”:当时女游泳运动员杨秀琼的绰号。有一段时期报纸上连日刊登关于她的消息,其中有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为她拉缰和挥扇等事。罢,简直捧得令观者发生肉麻之感,连看见姓名也会觉得有些滑稽。契诃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所以极端的昏蛋是没有的,他不和你来战,所以决不会爽爽快快的战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药片。
在所谓文坛上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两样:翻译较多的时候,就有人来削翻译,说它害了创作;近一两年,作短文的较多了,就又有人来削“杂文”削“杂文”:这里是指林希隽在《杂文和杂文家》(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文中说:杂文的“意义是极端狭窄的。如果碰着文学之社会的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的”。又说:“无论杂文家之群如何地为杂文辩护,主观的地把杂文的价码抬得如何高,可是这堕落的事实是不容掩讳的。”最后还说:“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的产生?……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说这是作者的堕落的表现,因为既非诗歌小说,又非戏剧,所以不入文艺之林,他还一片婆心,劝人学学托尔斯泰,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去。这一流论客,在礼仪上,别人当然不该说他是“昏蛋”的。批评家吗?他谦虚得很,自己不承认。攻击杂文的文字虽然也只能说是杂文,但他又决不是杂文作家,因为他不相信自己也相率而堕落。如果恭维他为诗歌小说戏剧之类的伟大的创作者,那么,恭维者之为“昏蛋”也无疑了。归根结底,不是东西而已。不是东西之谈也要算是“人言”,这就使弱者觉得倒是安眠药片较为可爱的缘故。不过这并非战死。问是有人要问的:给谁害死的呢?种种议论的结果,凶手有三位:曰,万恶的社会;曰,本人自己;曰,安眠药片。完了。
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他只为了米麦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历史上有没有“乡下人列传”或“泥水匠列传”,他向来就并没有想到。如果他只想着成什么所谓气候,他就先进大学,再出外洋,三做教授或大官,四变居士或隐逸去了。历史上很尊隐逸,《居士传》不是还有专书吗,多少上算呀,噫!
但是,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essayessay:英语,指随笔、小品文、短论等。,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寓言和演说,好像是卑微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杂文发展起来,倘不赶紧削,大约也未必没有扰乱文苑的危险。以古例今,很可能的,真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这一段话,我是和不是东西之流开开玩笑的,要使他爬耳搔腮,热剌剌的觉得他的世界有些灰色。前进的杂文作者,倒决不计算着这些。
其实,近一两年来,杂文集的出版,数量并不及诗歌,更其赶不上小说,慨叹于杂文的泛滥,还是一种胡说八道。只是作杂文的人比先前多几个,却是真的,虽然多几个,在四万万人口里面,算得什么,却就要谁来疾首蹙额?中国也真有一班人在恐怕中国有一点生气;用比喻说:此之谓“虎伥”。
这本集子的作者先前有一本《不惊人集》,我只见过一篇自序;书呢,不知道哪里去了。这一回我希望一定能够出版,也给中国的著作界丰富一点。我不管这本书能否入于文艺之林,但我要背出一首诗来比一比:“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接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犹与梦时同。”这是《唐诗三百首》里的第一首,是“文学概论”诗歌门里的所谓“诗”。但和我们不相干,那里能够及得这些杂文的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能移人情,对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搅乱你们的文苑,至少,是将不是东西之流的唾向杂文的许多唾沫,一脚就踏得无踪无影了,只剩下一张满是油汗兼雪花膏的嘴脸。
这嘴脸当然还可以唠叨,说那一首“夫子何为者”并非好诗,并且时代也过去了。但是,文学正宗的招牌呢?“文艺的永久性”呢?
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我所以极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并且借此发表意见,愿我们的杂文作家,勿为虎伥所迷,以为“人言可畏”,用最末的稿费买安眠药片去。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鲁迅记于上海之卓面书斋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芒种》半月刊第六期,后印入《打杂集》。《打杂集》收杂文四十八篇,附录别人的文字六篇,一九三五年六月生活书店出版。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作家,“左联”成员。曾编辑《新语林》半月刊和《芒种》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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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作《打杂集》序(民国·鲁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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