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茍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竟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粗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余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征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
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晁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鬥〔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鬥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有章句，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
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為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敢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為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義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後因之曰《連山》；〔歸藏〕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茍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為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為《周易》，則禮亦宜為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為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為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
說《禮》者，皆知禮也，禮〔為〕何家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為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
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敕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贊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為《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為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言〔冬〕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為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為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為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文為天子也。文又曰：“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照，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臯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茍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為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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