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譯文
我私下考慮現在的局勢，應該為之痛哭的有一項，應該為之流淚的有兩項，應該為之大聲嘆息的有六項，至於其他違背情理而傷害大道的事，很難在奏疏中一一列舉。向陛下進言的人都說現在天下已經安定了，已經治理得很好了，我卻認為還不是那麽回事。說天下已經安定已經大治的人，不是愚昧無知，就是阿諛奉承，都不是真正了解什麽是治亂大體的人。有人抱著火種放在堆積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這堆木柴之上，火還沒有燃燒起來的時候，他便認為這是安寧的地方，現在國家的局勢，與此有什麽不同!本末顛倒，首尾沖突，國制混亂，不合理的現象嚴重，怎麽能夠說是大治!陛下為什麽不讓我對您詳細地說明這一切，因而提出使國家真正大治大安的方策，以供陛下仔細斟酌選用呢?
射箭打獵之類的娛樂與國家安危的關鍵相比，哪一樣更急迫?假若所提的治世方法，需要耗費心血，摧殘身體，影響享受鐘鼓所奏音樂的樂趣，可以不加采納;我的治國方策，能保證使陛下所享受的各種樂趣不受影響，卻可以帶來封國諸侯各遵法規，戰爭不起，平民擁護首領，匈奴歸順，純樸之風響徹邊陲，百姓溫良樸素，官司之類的事情停止不發。大的氣數已定，那麽，全國便會順應而治理得好，四海之內，一派升平的氣象，萬物都符合事理，陛下在生時被稱為明帝，死後成為明神，美名佳譽永垂青史。《禮》書上說宗廟有功德，使您的顧成廟被尊稱為大宗，得以與太祖共享盛名，與大漢天下共存亡。創建長久安定的形勢，造成永久太平的業績，以此來承奉祖廟和六親，這是最大的孝順;以此來使老百姓得到幸福，使蕓蕓眾生得到養育，這是最大的仁;創設準則，標立紀綱，使大小事物各得其所，對後代可以為萬世子孫樹立楷模，即使是後世出現了愚魯、幼稚、不肖的繼承人，由於他繼承了您的鴻業和福蔭，還可以安享太平，這是最明智的辦法。憑陛下的精明練達，再有稍微懂得治國之道的人輔佐，要達到這一境界並不困難。其內容全都可以原本地向陛下陳述，希望陛下不要忽視。我謹慎地用它來考察過天地的變化，應驗過往古的情況，核對過當今的事情，日夜思考而詳細地知道了它的內容，即使是禹和舜再生，為陛下考慮，也不能加以改變。
建立諸侯國過於強大，本來必然會造成天子與諸侯之間互相對立的形勢，臣下屢遭禍害，皇上也多次憂傷，這實在不是使皇上放心、使臣下保全的辦法。如今有的親兄弟圖謀在東方稱帝，親侄子也向西襲擊朝廷，近來吳王的謀反活動又被人告發。天子現在年富力強，品行道義上沒有過錯，對他們施加功德恩澤，而他們尚且如此，何況最大的諸侯，權力比他們還要大十倍呢!
雖然如此，但是天下還比較安定，這是什麽原因呢?因為大諸侯國的國王年紀還小沒有成年，漢朝安置在那裏的太傅、丞相還掌握著政事。幾年以後，諸侯王大都加冠成人，血氣方剛，而漢朝委派的太傅、丞相都要稱病還鄉了，而諸侯王會自下而上地普遍安插親信，如果這樣的話，他們的行為同淮南王、濟北王有什麽區別呢?到了那時，而想求得天下安定，即使是唐堯、虞舜在世也辦不到了。
黃帝說：“到了中午一定要抓緊曝曬，拿著刀子一定要趕緊宰割。”現在要使治安之道順利而穩妥地推行，是十分容易的。假使不肯及早行動，到頭來就要毀掉親骨肉，而且還要殺他們的頭，這難道同秦朝末年的局勢還有什麽區別嗎?憑著天子的權位，趁著當今的有利時機，靠著上天的幫助，尚且對轉危為安、改亂為治的措施有所顧慮，假設陛下處在齊桓公的境地，大概不會去聯合諸侯匡正天下吧?我知道陛下一定不能那樣做的。假如國家的局勢還像從前那樣，淮陰侯韓信還統治著楚，黥布統治著淮南，彭越統治著梁，韓王信統治著韓，張敖統治著趙，貫高做趙國的相，盧綰統治著燕，陳還在代國，假令這六七個王公都還健在，在這時陛下繼位做天子，自己能感到安全嗎?我判斷陛下是不會感到安全的。在天下混亂的年代，高祖和這些王公們共同起事，並沒有子侄親屬的勢力做為依靠。這些王公走運的就成了親近的侍從，差一點的僅當個管理宮中事務的官員，他們的才能遠不及高祖。高祖憑著他的明智威武，即位做了天子，割出肥沃的土地，使這些王公成為諸侯王，多的有一百多個城，少的也有三四十個縣，恩德是優厚的了，然而在以後的十年當中，反叛漢朝的事發生了九次。陛下跟這些王公，並沒有親自較量過才能而使他們甘心為臣的，也不是親自封他們當諸侯王的。即使高祖也不能因此而得到一年的安寧，所以我知道陛下更不能得到安寧的。不過，上面這些情況，還有可以推托的理由，說是“關系疏遠”。那就請允許我試著談談那些親屬諸侯王吧。假如讓齊悼惠王統治著齊，楚元王統治著楚，趙王統治著趙，幽王統治著淮陽，恭王統治著梁，靈王統治著燕，厲王統治著淮南，假如這六七位貴人都還健在，在這時陛下即皇帝位，能使天下太平嗎?我又知陛下是不能的。像這些諸侯王，雖然名義上是臣子，實際上他們都懷有老百姓那種兄弟關系的想法，大概沒有不想采用天子的制度，而把自己當做天子的。他們擅自把爵位賞給別人，赦免死罪，甚至有人乘坐天子的黃屋車。他們不執行漢朝的法令。即使執行了，像厲王那樣的不守法的人，命令他都不肯聽從，又怎麽能招他來呢!幸而召來了，法律怎麽能施加到他身上呢!動了一個近親，天下諸王都環視著驚動起來。陛下的臣子當中即使有馮敬那樣勇敢的人，但是他剛開口揭發諸侯王的不法行為，刺客的匕首已經刺進他的胸膛了。陛下雖然賢明，誰能和您一起來治理這些人呢?所以說，關系疏遠的諸侯王必定危險，關系親近的諸侯王也一定作亂，這是事實所證明了的。那些自負強大而發動叛亂的異姓諸侯王，漢朝已經僥幸地戰勝他們了，可是卻沒有改變釀成叛亂的制度。同姓諸侯王也襲用了這種做法，發動叛亂，如今已有征兆了，形勢又完全回復到以前那種狀態!災禍的變化，還不知道要轉移到何處，英明的皇帝處在這種情況下，尚且不能使國家安寧，後代又將怎麽辦呢!
屠牛坦一早晨宰割了十二頭牛，而屠刀的鋒刃並不變鈍，這是因為他所刮剔割剝的，都是順著肉的肌理下刀。等碰到胯骨、大腿骨的地方，那就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頭去砍了。仁義恩厚好比是君王的刀刃，權勢、法制好比是君王的砍刀、斧頭。如今的諸侯王好比是胯骨、大腿骨，如果放棄砍刀、斧頭不用，而要用刀刃去碰，我認為刀子不是出缺口就是被折斷。為什麽仁義恩厚不能用在淮南王、濟北王的身上呢?因為形勢不容許啊!
我私下裏考察從前的事件，大體上是勢力強大的先反：淮陰侯韓信統治著楚，勢力最強，就最先反叛;韓王信依靠了匈奴的力量，就又反叛了;貫高借助了趙國的條件，就又反叛了;陳部隊精銳，也反叛了;彭越憑借梁國，也反叛了;黥布憑借淮南，也反叛了;盧綰勢力最弱，最後反叛。長沙王吳芮才有二萬五千封戶，功勞很少，卻保全了下來，權勢最小而對漢朝最忠順;這不隻是由於性情和別人不同，也是由於形勢使他這樣。倘若從前讓樊噲、酈商、周勃、灌嬰占據幾十個城為王，那現在他們由於作惡而亡國，也是可能的。假使讓韓信、彭越之流，隻居於徹侯的地位，即便今天也還能保全，也是可能的。既然如此，那麽天下大計就可以知道了。要想使天下諸侯王都忠心歸附漢朝，那最好讓他們都像長沙王一樣;要想讓臣下不至於像韓信那樣被殺掉，那最好讓他們像樊噲、酈商那徉;要想使天下安定，最好多多建立諸侯國而使他們的勢力減小。力量弱小就容易用道義來指使他們，國土小就不會有反叛的邪念。這樣就使全國的形勢，如同身體使喚手臂，手臂使喚手指似的，沒有不聽從指揮的。諸侯王不敢有反叛的想法，如同輻條聚向車輪一樣，都歸順天子，即使是老百姓，也會知道他們都很安穩。這樣，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分割土地，定出制度：把齊、趙、楚三個王國分成若幹侯國，讓齊王、趙王、楚王的子孫，全都依次受封先人的那份封地，一直到分盡為止。對燕、梁等其他王國也是這樣。有些封地大而子孫少的，也都分成若幹侯國，暫時空著擱置起來，等著他們的子孫出生以後，再封他當候。諸侯王的封地，有不少已被削除收歸漢朝所有的，那就替他們調整侯國所在的地區，等到要封他的子孫到別的地方去的時候，按候國的應有戶數，給以補償。一寸土、一口人，皇帝也不沾他們的，確實隻是為了安定太平罷了。這樣，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廉潔。分封土地的制度一旦確定，宗室子孫沒有不考慮保住自己的統治的。臣子沒有背叛的念頭，皇帝沒有討伐的想法。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仁德。法令制定了，沒有人觸犯;政令推行了，沒有人抵觸。貫高、利幾一類的陰謀不會出現，柴奇、開章那樣的詭計不會萌生。老百姓都向往良善，大臣都向皇上表示恭順。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道義。這樣，即使讓幼兒當皇帝，天下也很安定;即使立一個遺腹子作天子，讓臣子朝拜老皇帝遺留下來的皇袍，天下也不致於混亂。這樣，就可以使天下安定無事，後代也稱頌陛下的聖明。隻要采取這樣的措施，上述五個方面的業績也就隨之而來了，而陛下又怕什麽而久久不這樣辦呢?
當今，天下的形勢像得了嚴重的浮腫病：小腿粗得差不多像腰圍，腳指粗得差不多像大腿。平時都不能伸屈自如，一兩個指頭抽搐，渾身就覺得無所依賴。喪失了今天的機會而不醫治，一定要成為難治的頑癥。以後即使有扁鵲那樣神醫，也都無能為力。這個病還不隻是浮腫，還苦於腳掌扭折不能走動。楚元王的兒子，是陛下的叔伯兄弟，當今的楚王，是叔伯兄弟的兒子，齊悼惠王的兒子，是陛下親哥哥的兒子，當今的齊王是陛下哥哥的孫子。陛下自己的子孫，有的還沒有分封土地，以便安定天下，旁支的子孫，倒有人掌握大權來威脅皇帝。所以，我說：不僅是害了浮腫病，還苦於腳掌扭折了不能走動。令人痛哭的就是這樣一種病啊!
天下的形勢，正像一個倒吊著的人一樣。天子，本來是天下的頭顱。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天子的地位至高無上。蠻夷，本是天下的雙腳。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他們是卑賤的屬臣。現在匈奴態度傲慢，侮辱朝廷，侵占土地，掠奪財物，對漢朝非常不敬，給天下制造的禍患，已經無以復加。但是漢朝廷卻要每年向匈奴奉送黃金、絲棉和絢麗的絲織品。蠻夷向漢朝發號施令，這是行使人主的權力;天子向蠻夷恭敬地納貢，這是在行屬臣的禮節。腳反而朝上，頭反而朝下，這樣頭腳倒置，誰也不能解救，這還能說國家有賢明的人嗎?還不僅僅是頭腳倒置，還有足病，而且又有風病。足痛，痛的是一邊，風病，痛的是一方。如今西部和北部的邊郡，雖然封有高爵守邊，仍然免除不了敵人入侵的憂患，從老至幼都因為戰備而不得安寧，偵察人員要觀察烽火而不能睡覺，將士則披著鎧甲而睡，所以我說痛的是一方。醫生能夠治愈這種病，但是陛下卻不讓他治，這是應該為之流淚悲傷的事。
陛下怎麽忍心以帝皇的尊號去作匈奴的諸侯，位勢既已卑下屈辱，但禍患卻不因此停息，長此下去怎麽會有窮盡!進諫的人大都認為這樣做是對的，他們本來就不能解決，太缺乏治安的辦法了。我私下估計匈奴的人數不過漢朝一個大縣的人數，擁有廣大天下的漢朝被隻有一縣人口的匈奴所困擾，我深為當政者感到羞辱。陛下怎麽不讓我作屬國官去掌管匈奴事務?低照我的計謀，一定勒住單於的脖子而殺了他，降伏叛徒中行說而用鞭子抽他的背，率領匈奴的官民隻聽陛下的命令。現在不去征服敵人而去獵取野豬，不捕捉造反的盜賊而去捕捉畜養的兔子，沈湎於微小的娛樂中而不考慮消除國家的大患，這不是用來安定天下的辦法。威德本來可以遠播於四海之外，但現在距離長安隻有數百裏之外的地方，朝廷的威嚴和政令都不能被接受，這又是應該為之流淚悲傷的事。
如今那些賣奴婢的人，給奴牌穿上繡邊的衣服和絲邊的鞋子，然後關進交易奴婢的欄中，這種服飾是古代王後穿的，隻是進廟祭祀才穿平時都不穿的，但現在平民卻用來給奴婢穿。那種白皺紋紗作面子，薄細絹作裏子的花邊衣服，是古代天子的衣服，如今富人大商人卻用於招待客人時裝飾墻壁。古代百姓為了侍奉天子和王後而適當節省，今天平民住房的墻壁可以用帝王的衣服做裝飾，低賤的歌女藝妓可以用皇後服飾，這樣做而要天下的財源不窮盡，恐怕是不可能的。況且皇帝自己也穿質量粗劣的黑色衣服，而那些富民卻用華麗的繡織品去裝飾房屋墻壁，皇後用來裝飾衣領的高級絲綢，平民的小妾卻用來裝飾鞋子，這就是我所說的悖亂。如果一百個人生產出來的絲綿綢緞，還不夠—個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人免受寒冷，怎麽能夠辦到呢?一個農夫耕作，卻有十個人不勞而獲，要想使天下人不饑餓，是不可能的。天下百姓饑寒交迫，要想使他們不做違法犯上的事，是不可能的。國家既已貧窮，盜賊在等待時機，然而進諫的人卻說“不要變動”，這是在說大話罷了。民眾的習俗已經到了最無長幼、最無尊卑、最犯上做亂的時候，然而進諫的人卻說“不要作為”，這是應該為之深深嘆息的。
商鞅拋棄了禮義和仁義恩惠，一心隻想兼並天下;他的新法推行了兩年，秦國的風俗日益敗壞。所以秦國的人，家中富有的，兒子長大成人就與父母分家，家庭貧窮的，兒子長大以後就到富人家中當上門女婿;兒子借農具給父親，臉上就顯出給父親恩德的表情，婆母前來拿簸箕掃帚，兒媳立即口出惡言;兒媳抱著懷中吃奶的嬰兒，就與公爹姘居鬼混，媳婦和婆婆關系不好，就公開爭吵。他們隻知道慈愛兒子，貪求財利，這與禽獸已經沒有多少差別了。然而由於齊心並且抓住了時機，還聲稱要拔取六國，兼並天下。秦的功業雖然成了，目的也達到了，但是最終仍不知要返回到講廉恥節操、仁義道德的正軌上來。信奉兼並的法則，追求進攻的事業，使天下風俗大敗;人多的壓迫人少的，狡詐的人欺侮老實的人，膽大的淩辱怯弱的人，年輕人侵犯老年人，其社會混亂達到極點。因此，高祖皇帝負起挽救天下的大任，威望震服全國，天下人追從他的德行。過去還屬於秦的東西，今日已轉歸漢朝所有了。然而秦朝遺留的殘余風俗並未加以改變。如今世人追求奢侈，競相攀比，對此朝廷卻沒有制定法度，致使人們拋棄禮義，丟掉廉恥，一天比一天嚴重，可以說是每月都有不同，每年都在變化。人們在做某件事之前，並不考慮它是否應該做，而隻考慮能不能獲取利益。今天最嚴重的發展到殺害自己的父親和兄弟了。盜賊敢於割斷窗簾門簾進入內室，甚至偷走高祖、惠帝兩廟的器具，還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大都市搶劫官吏，奪取錢財。有的偽造文書取走官粟近十萬擔，斂取民賦六百余萬錢，乘坐驛車周遊郡國。這些人不行道義到了不可復加的地步。而朝廷大臣隻把郡縣地方官員不在規定期限內向朝廷上交統計文書作為重大問題，對於風俗的惡化，世風的敗壞，卻熟視無睹，沒有引起警覺，反而認為這是合情合理的事。至於用移風易俗的方法，使天下人痛改前非按正道行事，這絕不是庸俗的官吏可以做到的。庸俗的官吏隻能做一些文書工作，根本就不懂治國的大體。陛下又不自己考慮這個問題，我私下為陛下感到痛惜。
至於確立君臣的地位，規定上下的等級，使父子之間講禮義，六親之間守尊卑，這不是上天的規定，而是人為設立的。人們所以設立這些規矩，是因為不設立就不能建立社會的正常秩序，不建立秩序，社會就會混亂，不治理社會，社會就會垮掉。《管子》上說：“禮義廉恥，這是四個原則，這四個原則不確立，國家便要滅亡。”假如管子是個愚昧無知的人也就算了，如果他稍微懂得治理國家的大體，怎麽會不為不講禮義廉恥而寒心呢!秦王朝拋棄禮義廉恥，所以君臣之間關系混亂，六親之間互相殘殺，邪惡之人到處作亂，萬眾叛離朝廷，總共才十三年，國家便被滅亡，如今禮義廉恥還沒有完備，所以邪惡之人僥幸得勢，而民眾心存疑惑，現在就確立根本制度，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下各有等級，使父子六親各自得到他們應有的地位，使邪惡之人無法僥幸得誌，使群臣忠信、君主信任臣子!這一制度一旦確立，世世代代長享太平，後代君主有了可以遵循的治國法度。如果不確立根本制度，這就像橫渡江河卻沒有錨繩和船槳一樣，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風波，就一定會翻船，這是值得深深嘆息的。
夏朝的天子傳了十幾代，然後由殷商繼承。殷商的天子傳了二十幾代，然後由周繼承。周朝的天子傳了三十幾代，然後由秦繼承。秦王朝的天子隻傳了兩代就被推翻了。人的秉性相差並不很大，為什麽三代的君主以德治世維持了長期的統治，而秦王朝的君主特別殘暴無道呢?這個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古代英明的君主，在太子誕生時，就舉行禮儀，讓官員背著，主管該事的官員衣冠整齊莊重肅穆地到南郊相見，這是見天。沿途經過宮門一定下車，經過宗廟一定恭敬地小步快走，這是行孝子之道。所以，太子從嬰兒的時候起，就接受了道德禮義。過去成王還在繈褓中的時候，就有召公做他的太保，周公做他的太傅，太公做他的太師。保的職責是保護太子身體安全，傅的職責是輔導太子德義，師的職責是教育訓練太子智慧，這是三公的職責。同時還為太子設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稱為少保、少傅、少師，他們的職責是與太子一同生活，為太子做出榜樣。所以太子在幼年時期便獲得了並於仁義道德的知識。三公、三少固然明白用孝、仁、禮、義輔導訓練太子，趕走邪惡小人，不讓太子見到罪惡的行為。天子審慎地選取天下為人正直、孝順父母、愛護弟弟、博學多識而又通曉治國之術的人拱衛、輔佐太子，使他們與太子朝夕相處。所以，太子從誕生之時開始，所見到的都是正經的事，所聽到的都是正派的語言，所實行的都是正確的原則，左右前後都是正直的人。一直與正直的人相處，他的思想和行為不可能不正直，就好像生長在齊國的人不能不說齊國話一樣;經常與不正直的人相處，就會變成為不正直的人，就像生長在楚國的人不能不說楚國話一樣。所以選擇太子喜歡吃的東西，一定先為他傳授學業，然後才給他吃;選擇太子高興玩的東西，一定先要他完成練習任務，然後才讓他玩。孔子說：“從小養成的，就像天賦秉性一樣，經常學習而掌握的，就像天生本能一樣。”等到太子年齡稍大，懂得妃匹女色的時候，便送他到學館學習。學館，就是朝廷貴族子弟就讀的館舍。《學禮》上說：“帝入東學，學習尊重父母，崇尚仁愛，於是有了親疏次序，把恩德推及到平民百姓;帝入南學，學習尊重老人，崇尚誠實，於是有了長幼差別，百姓也不相欺;帝入西學，學習尊重賢人，崇尚恩德，於是由聖賢和有智慧的人出任官職，功業不被遺棄;帝入北學，學習尊重顯貴，崇尚爵位，於是有了貴人和賤人的等級差別，下級不敢越權犯上;帝入太學，跟著老師學習道德原則，學習之後就到太傅那裏接受考試，太傅處罰他的鍺誤，匡正他不完善的地方，於是品德和智慧都得以增長，治國的道理也就獲得了。這五學既然已經被帝王掌握，那麽黎民百姓就可以通過教化和睦相處了。”等到太子成年舉行了冠禮，免除了太保太傅的嚴格管束，便又有負責記過的史官，有負責進食的宰夫，負責進善言的人站在旌旗下面提醒，負責勸諫戒惡的人把他的惡行記錄在木板上，那些敢諫的人還可以擊鼓警戒。盲人史官背誦古詩相勸，樂工彈奏規勸的曲調，大夫進獻計謀，士人傳達人民的言論。習慣與智慧一同增長，所以行為切合規範，沒有羞愧的事情;教化與心思一同成熟，所以所作所為都符合道德，像是天生養成的本性一樣。夏、商、周三代時期的禮儀規定：春天早晨要迎接日出，秋天日落的時候要迎接夕月，這是用來弘揚敬道的辦法;春季和秋季人學時，教室裏坐著國家元老，帝王要拿著醯，親自饋贈給他們，這是用來弘揚孝道的辦法;出門遠行則在車馬上配上鈴鐺，慢行則符臺《采齊》的音律，快走則符合《肆夏》的音節，這是用來掌握節度的辦法;對於飛禽走獸，見到它活著便不殺它吃，聽到過它的叫聲便不吃它的肉，因此遠離廚房，這是長施恩惠，並且弘揚仁德的辦法。
夏、商、周三王朝之所以能長期維持統治，其原因就在於它們創設了教育、輔導太子的這套制度。到秦朝卻不是這樣。秦朝的風俗本來就不崇尚謙讓，它崇尚的是奸詐;本來就不崇尚禮義，它崇尚的是刑罰。秦始皇派趙高做胡亥的老師，教他學習斷案判刑。胡亥所學的，不是斬首級、割鼻子，就是滅人家的三族。所以，胡亥頭天當上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把忠心進諫的人說成誹謗朝廷，把有遠見卓識的人說成妖言惑眾，他把殺人看做割草一樣。難道說這僅僅是胡亥天性兇殘惡毒嗎?主要是趙高誘導胡亥學習的內容不符合正道的緣故。
民間諺語說：“不要學習做官的辦法，隻要觀察以往成功的事情。”又說：“前車覆，後車誡。”夏、商、周三朝之所以能夠維持長期的統治，看它們以往的事可以明白了，但是卻不加以學習，這是不效法聖人智慧。秦王朝之所以很快滅亡，其原因也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卻不註意避免，這樣，漢朝廷又將面臨覆滅的危險。存與亡的變化規律、治與亂的關鍵要旨便在這裏了。天下的命運，決定於太子一人，要使太子成為好的繼承人，在於及早進行教育和選擇賢人做太子的左右親隨。當童心未失時就進行教育，容易收到成效，使太子知曉仁義道德的要旨，是教育的職責。至於使太子在日積月累、潛移默化中養成良好的品行，就是他的左右親隨的職責了。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粵人，剛出生時的哭聲完全一樣，吃奶的欲望和嗜好也沒有什麽不同，等到長大成人之後形成了不同的風俗習慣，各操自己的語言，即使經過多次翻譯都無法相互理解，有的人寧可死也不願意到對方那裏去生活，這完全是教育和習慣所形成的。所以我才說為太子選擇左右親隨，及早進行教育是最為緊迫的事。如果教育得當而左右都是正直的人，那麽太子必定為人正直，太子正直便可以保證天下安定了。《周書》上說：“天子一人善良，天下百姓全都仰仗他。”教育太子是當務之急。
人的智力，能認識已經發生的事，不能認識將要發生的事。禮的作用在於將某一行為制止在它發生之前，法律則是對已發生的行為進行懲罰。所以法律的作用明顯，而禮的作用卻難以覺察。用慶賞來獎勵善行，用刑罰來懲治罪惡，先王推行這樣的政治，堅定不移，實施這樣的政令，準確無誤。根據這一公正的原則，政治才能像地載天覆一樣無偏無私，怎麽能說先王不使用慶賞和刑罰呢?然而，人們一再稱贊的禮，最可貴之處在於能將罪惡斷絕於未形成之前，從細微之處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日益趨向善良，遠離罪惡，自己還沒有覺察到。孔子說：“讓我斷案，我與別人沒有什麽不同，如果說我有什麽獨特的見解，那就是推行仁義，使訟案不再發生。”為君主出謀劃策，不如首先確定選擇什麽拋棄什麽，取舍標準一旦在心中確定，相應的安危後果就會表現出來。天下安定不是一天就能實現的，天下危亡也不是一天促成的，都是日積月累漸漸形成的，因此，不可以不觀察它的積累過程。君主所積聚的治國方法，在於他選擇什麽，拋棄什麽。選擇禮義方法治國的君主便積聚禮義，選擇刑罰治國的君主便積聚刑罰。刑罰積聚到一定的程度，百姓就會埋怨而背叛君主，禮義積聚到一定程度，百姓就會和睦而親近朝廷。所以，君主想要百姓善良溫順的願望是相同的，隻是用來使百姓善良溫順的方法不同，有的用道德和教化進行引導，有的用法令進行懲罰。用道德和教化進行開導的，隨著道德和教化的深入人心，民風就會和樂;用法令進行懲罰的，法令使用到極點，民風就會令人悲哀。哀樂的感受，便是應驗禍福的東西。秦始皇想尊奉宗廟安定子孫後代，這與商湯王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湯王、周武王廣泛推行德政，他們建立的國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統治天下隻有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了。這裏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商湯王、周武王決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決定取舍不慎重。國家政權好比一個大器物，現在有人安放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便安全，放到危險的地方就危險。治理國家的道理與放置器物沒有什麽不同，關鍵就在於天子把它安置在什麽地方。商湯王、周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義、禮、樂之上，因而恩德滋潤天下，禽獸蔓延，草木富饒，四方蠻夷都受到恩惠，王位留傳子孫數十代，這是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國家安置於法令、刑罰之上，德和恩沒有一樣，因而怨恨充斥天下，百姓憎惡他如同對待仇敵一樣，幾乎鍋及自身，子孫被滅絕，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這不是充分證明了取舍不同後果就明顯不同嗎?有人說：“要判斷某人說的話是否正確，一定要觀察他所說的事實，那樣，說話的人就不敢胡言亂語了。”現在，假如有人說，治理國家，禮義的作用不如法令，教化的成效不如刑罰，君主為什麽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興亡的事實給他看呢?
君主的尊貴，就好像宮殿的廳堂，群臣就好像廳堂下的臺階，百姓就好像平地。所以，如果設置多層臺階，廳堂的側邊遠離地面，那麽，堂屋就顯得很高大;如果沒有臺階，廳堂的側邊靠近地面，堂屋就顯得低矮。高大的廳堂難以攀登，低矮的廳堂就容易受到人的踐踏。治理國家的情勢也是這樣。所以古代英明的君主設立了等級序列，朝內有公、卿、大夫、士四個等級，朝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下面還有官師、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級分明，而天子淩駕於頂端，所以，天子的尊貴是高不可攀的。俗話說：“欲投鼠而忌器。”這是個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們怕砸壞器物都不敢扔東西打它，更何況那些接近皇帝的尊貴大臣呢!君主用廉恥禮義來約束正人君子，所以對大臣隻能命令他自殺而不對他用戮刑。因此，刺額、割鼻子等傷殘肢體的肉刑都不施加到大夫以上的官員身上，因為他們離君主不遠。按照禮的規定：臣子不能察看為君主駕車的馬匹年歲大小，用腳踢了為君主駕車的馬所吃的草料，就要受到處罰;見到君主用的扶幾和手杖就要起身;在路上遇到君主的輦車就要下車恭候;進入宮殿的正門就得小步快走;對於君主的寵臣，即使犯了罪，也不對他施加殺戮之刑，這是尊敬君主的緣故。這樣做是為了及早防止臣下對君主有不敬行為，是為了尊重大臣，勉勵他們保持節操。現在從諸侯王、列侯到三公等高級官員，都是天子理應鄭重地以禮相待的人物，相當於古代天子所稱的伯父、伯舅，而如今卻使他們與平民百姓一樣接受刺額、割鼻、剃須發、剁腳、笞打、辱罵、斬首示眾等刑罰，這樣不是正如廳堂沒有臺階一樣嗎?遭受殺戮的人不是太接近皇帝了嗎?不講廉恥倫理，那些手握大權的大臣，不是會雖處於朝廷之上卻有像刑徒罪隸那樣無恥之心了嗎?至於秦二世被殺的望夷官事變，秦二世親近被判重罪的趙高，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結果。
我聽說，鞋即使新鮮，也不能放在枕頭上，帽子即使破舊，也不能用作鞋墊。如果一個人曾經擔任過高級職務，天子曾經對他以禮相待，官吏和百姓曾經對他俯地叩首表示敬畏，如今他有了過失，陛下下令免去他的官職是可以的，叫他告老還鄉是可以的，叫他自殺是可以的，殺了他也是可以的;如果讓人用繩子把他捆綁起來，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罰他做官府的刑徒，主管刑徒的小吏可以對他責罵笞打，這些都是不應該讓百姓見到的。如果卑賤的人都知道達官貴人一旦犯罪被處刑，我也可以對他進行淩辱，這是不利於訓練天下百姓遵守禮義，不利於提倡尊重高官、優待顯貴的。天子曾經以禮相待的、百姓曾經以為榮耀的官員，死了便死了，卑賤的人怎麽可以如此侮辱他呢!
豫讓曾經侍奉中行君，智伯討伐並且滅掉了中行，豫讓轉而侍奉智伯。等到趙襄子消滅了智伯，豫讓用漆把臉塗黑，口吞木炭來改變自己說話的聲音，一定要報復趙襄子，試了五次都沒有成功。有人問豫讓，豫讓回答說：“中行把我當普通人對待，我便以普通人的身份侍奉他;智伯把我當國士對待，我所以用國士的身份回報他。”原來是同一個豫讓，背叛君主而侍奉仇敵，行為像豬狗一樣，後來忠君守節，作出烈士的行為，這是人主使他變成這樣的。所以，如果君主像對待犬馬一樣對待大臣，大臣便會自比犬馬，如果君主像對待官員一樣對待大臣，大臣也就會把自己當作官員，如果臣子玩弄手段而沒有恥辱之心，沒有誌氣，喪失節操，缺乏廉恥觀念又不註意加以修養，茍且愉生，則會見到利益便去搶占，見到好處便去奪取。當主上衰敗的時候，便乘機襲取主上的財產、地位;當主上有憂患的時候，卻漠不關心，袖手旁觀;當有對自己有利的地方，便欺騙主人，以出賣主人的利益來謀取好處。這樣怎麽會有利於人主?群臣人數眾多，而主上人數最少，錢財、器物、職業等各方面的事情都得依靠群臣掌管。如果群臣都無廉恥之心，都茍且而安，那麽，主上最憂慮。所以古代禮不施加於百姓，刑不施加於大夫，目的是為了勉勵寵臣保持氣節。古代大臣有因為不廉潔而被罷免的，不說他不廉潔，而是說“簠簋不飾”;有犯了汙穢淫亂，男女雜居罪行的，不說他淫穢，而是說他“帷薄不修”;有因為軟弱無能，不能勝任職責而被免職的，不說他軟弱無能，而說他“下官不職”。所以顯赫的大臣確實犯了罪，也還不直接點破他所犯的罪過，而是換一種委婉的用辭，為他避諱。所以那些受到了君主嚴厲譴責、呵斥的大臣，就身穿喪服，帶著盛水的盤和佩劍，自己來到清室接受處置，君主並不派人去捆綁牽引他。其中犯有中等罪行的，得到了判決罪名就自殺，君主不派人去斬下他的首級。其中犯有大罪的，聽到判決旨意之後，就面向北方叩拜兩次，跪著自殺，君主不派人去揪著他的頭發按著他的頭斬下首級，君主還對他說：“你自己犯有過失，我對你是以禮相待的。”君主對群臣以禮相待，群臣就會自我激動，君主以廉恥約束臣子，人們就會重視氣節品行。如果君主以廉恥、禮義對待臣子，而臣子卻不用氣節品行報答君主，那麽他就不像個人了。這種習俗蔚成風氣，那麽做臣子的就會隻為君主而不顧自己，隻為國家而不顧家庭，隻考慮大家的利益而不顧個人私利，見到有利益而不輕易沾取，見到危險也不輕易回避，全都按禮義的要求辦事。君主提倡這種精神，所以宗族重臣就會真心地為維護宗廟而死，司法的臣子就會真心地為國家而死，輔佐的臣子就會真心地為君主而死，看守監獄和守衛邊疆的臣子就會真心地為國家的安全而死。說聖明的君主都有金城，就是用金城來比喻這種誌向。人家尚且願意為我而死，所以我應該與他同生;人家尚且願意為我而不顧安危，所以我應當與他共存;人家尚且願意為我冒著危險，所以我應當與他都得到安全。人人都隻考慮自己要做的事情合不合道義，而不去考慮能不能獲得利益，堅守氣節而尊重大義，所以君主可以委托臣子掌管治國大權，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太子托付給大臣輔佐，這就是推行廉恥，提倡禮義帶來的結果，這樣做君主並沒有喪失什麽啊!放著這樣的事情不做，卻長期實行戮辱大臣的錯誤辦法，所以說，這是值得深深嘆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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