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論
唐以陵夷蹙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興,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獲暮失,合其世祀,不數十年。自古有國,成敗得喪,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竊觀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梁祖起於宛朐群盜之黨,已而挾聽命之唐,
又嘗究之,若唐之莊宗與夫末帝,皆以雄武壯決轉鬥無前,摧夷強敵,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變於鄴下,晉祖之甲倡於並門。彼二王者,乃低摧悸迫,兒女悲涕,垂頤拱手,以需死期,無復平日萬分之一者,何也?有強臣驕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無以自救之也。
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強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驕兵。臣非故強也,恃勛賞之積而卒至於強;兵非故驕也,恃戰役之勤而卒至於驕。故古者撥亂定傾之主,不憂天下大計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強、戰士之或驕。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於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國家安強;舉而遺之沖人弱息,而變故不作。彼以亂繼亂者則不然:方其圖天下之即集也,日責功於將,而責戰於士。責功之亟,則凡所以酬將者未嘗恤,其或至於強;責戰之切,則凡所以撫士者未嘗病,其或至於驕。是以天下略定,強臣倚驕兵而睥睨,驕兵挾強臣而冀望。一旦相與起而迫之,反視其身,仿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則雖有平日壯決之氣,持是而安歸哉?此唐之莊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圖天下於亟集,而不計其既集之利害者,終亦亟亡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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