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譯文
太史公說：“我的父親生前曾經說過：‘自周公死後，經過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後，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誰能繼承聖明時代的事業，修正《易傳》，續寫《春秋》，本於《詩經》、《尚書》、《禮記》、《樂經》的嗎?’”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麽敢推辭呢!
上大夫壺遂說：“從前，孔子為什麽要寫《春秋》呢?”太史公說：“我曾聽董生說過：‘周朝的政治衰落破敗之時，孔子出任魯國的司寇，諸侯害他，大夫們排擠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議不會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張再也行不通了，於是評判二百四十二年歷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為天下人行動的準則，貶抑天子，斥退諸侯，聲討大夫，以闡明王道。’孔子說：‘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話記載下來，但不如通過具體的歷史事件來表現更加深刻、明顯。’《春秋》，從上而言，闡明了夏禹、商湯、周文王的政治原則;從下而言，辨明了為人處事的綱紀，分清了疑惑難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猶豫不決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貶惡，崇敬賢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經滅亡了的國家，延續已經斷絕了的世系，補救政治上的弊端，興起已經荒廢的事業，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內容。《易經》顯示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相互關系，所以長於變化;《儀禮》規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故長於行動;《尚書》記載了上古先王的事跡，所以長於從政;《詩經》記載了山川、溪谷、禽獸、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長於教化;《樂記》是音樂所以成立的根據，所以長於調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長於治理百姓。因此，《儀禮》是用來節制人的行為的，《樂記》是用來激發和穆的感情的，《尚書》是用來指導政事的，《詩經》是用來表達內心的情意的，《易經》是用來說明變化的，《春秋》是用來闡明正義的。把一個混亂的社會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沒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書有數萬字，其中的要點也有數千。萬物萬事的分離與聚合，都記在《春秋》裏了。《春秋》中，臣殺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國的有五十二個，諸侯四處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國家政權的不計其數。觀察他們所以會這樣的原因，都在於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說‘失之毫厘，差之千裏’。因此說，‘臣殺君，子殺父，不是一朝一夕才這樣的，而是長時期逐漸形成的’。所以，一國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當面有人進讒他看不見，背後有竊國之賊他也不知道。身為國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處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樣做才合適，遇到出乎意料的事變不知用變通的權宜之計去對付。作為一國之君和一家之長卻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蒙受罪魁禍首的惡名。作為大臣和兒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因為陰謀篡位和殺害君父而被誅殺，得一個死罪的名聲。其實，他們都以為自己在幹好事，做了而不知道應該怎麽做，受了毫無根據的批評而不敢反駁。因為不通禮義的宗旨，以至於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大臣們就會犯上作亂;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會遭到殺身之禍;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就是沒有倫理道德;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就是不孝敬父母。這四種行為，是天下最大的過錯。把這四種最大的過錯加在這些人身上，他們也隻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這部書，是關於禮義的主要經典著作。禮的作用是防患於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惡於已然;法的除惡作用容易見到，而禮的防患作用難以被人們理解。”
壺遂說：“孔子的時代，國家沒有英明的國君，下層的賢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這才寫作《春秋》，流傳下這部用筆墨寫成的著作來判明什麽是禮義，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現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職守，萬事已經具備，都按著適當的順序進行著，太史公所論述的，想要說明什麽宗旨呢?”
太史公說：“對，對!不對，不對!不是這樣的。我曾從先父那裏聽說：‘伏羲最純樸厚道，他創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堯、虞舜時代的昌盛，《尚書》上記載了，禮樂就是那時制作的。商湯、周武王時代的興隆，古代的詩人已經加以歌頌。《春秋》歌頌善人，貶斥惡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頌揚周王朝，並非全是抨擊和譏刺。’自從漢朝建立以來，直到當今的英明天子，捕獲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歷法，更換車馬、祭牲的顏色。受命於上天，德澤流布遠方，四海之外與漢族風俗不同的地區，也紛紛通過幾重翻譯叩開關門，請求前來進獻物品和拜見天子，這些事說也說不完。大臣百官盡力歌頌天子的聖明功德，但還是不能把其中的意義闡述透徹。況且，賢士不被任用，這是國君的恥辱;皇上英明神聖而他的美德沒能流傳久遠，這是史官的過錯。況且，我曾經做過太史令，如果廢棄皇上英明神聖的盛大美德不去記載，埋沒功臣、貴族、賢大夫的事跡不去記述，丟棄先父生前的殷勤囑托，沒有什麽罪過比這更大了。我所說的記述過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會傳說，談不上創作，而你卻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並論，這就錯了。”
於是編寫《史記》。過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禍臨頭，被關進了監獄。於是喟然長嘆：“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被摧毀了，不會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後又轉而深思：“《詩經》和《尚書》辭意隱約，這是作者要表達他們內心的思想。從前文王被囚禁在羑裏，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陳國和蔡國受到困厄，就寫作《春秋》;屈原被懷王放逐，就寫了《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這才有了《國語》;孫臏遭受臏刑之苦，於是研究兵法;呂不韋謫遷蜀地，後世卻流傳著《呂氏春秋》;韓非子被囚禁在秦國，《說難》、《孤憤》才產生;《詩經》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聖賢之人為抒發胸中的憤懣之情而創作的。這些人都是意氣有所郁結，沒有地方可以發泄，這才追述往事，思念將來。”於是，終於記述了唐堯以來的歷史，止於獵獲白麟的元狩元年，而從黃帝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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