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 > 志第七章 > 《白话译文》 > 拼音版
从前，圣人用璇玑模拟北极星的运行，观测天的运行以考察日影的长短、日月五星的运动状况，划分天在地上对应的区域，辨明历法，敬授农时，使万物兴盛，逭关系到调和阴阳，治理万物。那么观测天象以设立卦象，增加闰月以描述季节运动，历敷的本末，就在于此。炎帝区分八个时节以指导农业，轩辕设立三种原则而阐明文字，委派羲和负责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制造律吕，大挠首创甲子计时法，隶首作算数。容成综合上述六家的方法，考定节气天象，建立五行，考察日、月的运动，正闰余，着为《调历》。到少吴时由凤鸟负责历法，颛顼时由南正负责天文，陶唐分派羲与和负责，虞舜则继承了尧时的历法。到夏、商、周时，它们的正朔和历法都不同。《传》上说：“大火星出，在夏代为三月，在商代为四月，在周代为五月。”所以天子设置日官，诸侯设置日御，以亲睦万国，协调日、月、星辰。以至于寒暑晦明的现象，阴阳生杀的定数，每纪的开始与结束，节气的变更，都与日所在位置相一致而无差错，所以能和洽生灵，贯通天地。随着周代的衰落，史官失职，从事天文历法工作的人员分散，使有关吉凶的现象得不到监理。秦国吞并天下，很推崇五行相生相克之理，自认为获得水德之瑞应，以十月为正月。汉氏刚刚兴起，很多事情都未暇顾及，沿用秦朝的历法达一百多年。一直到汉武帝，才诏令司马迁等人讨论造《汉历》的事宜，决定行用夏正。其后刘歆又造《三统历》，并以之解说《左传》，他的解说看起来很雄辩，但实际上不真实，班固被他所迷惑，把《三统历》及其对《左传》的解释写进了《漠书》中。到光武帝建立束汉，太仆朱浮多次上书说行用的历法有错误，由于当时天下刚刚安定，所以没能详细考定。一直到永平末年，改用《四分历》，七十多年后，才得以完备。光和年间，委派刘洪、蔡邕修订律历，其后司马彪依据他们的工作，编撰《后汉书。天文志》，以承继班固的《汉书。天文志》。现采集魏文帝黄初以后谈论历法的言行，以承继司马彪的工作。
汉灵帝时，会稽东部尉刘洪，研究自古至今的历法及注释，考察日、月、五星的运动状况，发现《四分历》与天象不符的原因是因为斗分太多。于是刘洪以五百八十九为纪法，一百四十五为斗分，作《干象法》，冬至日太阳在斗宿二十二度，以他的历术推算日、月、五大行星的运动情况，上与古代记录相符，下则与现在的观测相应。《干象历》的制定，依据《易》确立基本数据，依据天体的运行求解变数，称为《干象历》。又创立日行迟速术，并考定月的运行，白道与黄道相交，曰运行于黄道表裹，在赤道上复有进退。对比以前的历法，更为精密。汉献帝建安元年，郑玄学习了刘洪的历法，认为它很精密，对其作了注释。
魏文帝黄初年间，太史令高堂隆再次详细论述历法，并作了一些变革。太史丞韩翊认为《干象历》减斗分太多，一段时间过后，推算结果必然先于实际天象，于是造《黄初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为纪法，一千二百零五为斗分。
其后尚书令陈群上奏，认为：“历法艰深难懂，前代的通儒已有过多次争论。黄初元年，因为《四分历》行用了很长时间，与实际天象有了误差，大魏受命，应该改历以明时，韩翊首次造历，担心出差错，所以用《干象历》与其所造之历相互对照校正。他研究对比据两历推算的日、月运动状况，弦、望、朔、晦出现的时间，花了三年时间，对两历的不同之处，仍然无法决定其取舍。三公的论述虽然各有不同，但都符合典籍和历理，最后殊途同归，应该用天文仪器来检验不同历法的准确性，衹需一年的时间，足以证明其得失。”皇帝下令采用上述方法。
太史令许芝认为：“刘洪创立的推算月运动的方法行用了四十多年，推算结果舆实际天象相差了一个多时辰。”
孙钦认为：“司马迁撰写造《太初历》，其后刘歆以为《太初历》粗疏，因此又造《三统历》。章和年间，改用《四分历》，用仪器校验，用效验检核，发现经常出现差错，食的出现与推算相差半天。到熹平年间，刘洪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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