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民國·魯迅 ┋ 閱讀:2618
也還是我在廈門的時候，柏生柏生：即孫伏園（1894—1966），浙江紹興人，曾任北京《晨報副刊》《京報副刊》《語絲》的編輯。當時在廈門大學工作。從廣州來，告訴我說，愛而君也在那裏了。大概是來尋求新的生命的罷，曾經寫了一封長信給k委員k委員：指顧孟余，國民黨政客。當時任中山大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說明自己的過去和將來的誌望。
“你知道有一個叫愛而的麽？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我沒有看完。其實，這種文學家的樣子，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員對柏生說。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訴了愛而，愛而跳起來道：“怎麽？……怎麽說我是反革命的呢？！”
廈門還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開在山中，黃的花——不知道叫什麽名字——開在樓下。我在用花剛石墻包圍著的樓屋裏聽到這小小的故事，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正經的臉，愛而的活潑中帶著沈悶的年青的臉，便一齊在眼前出現，又仿佛如見當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面前，愛而跳了起來，——我不禁從窗隙間望著遠天失笑了。
但同時也記起了蘇俄曾經有名的詩人，《十二個》的作者勃洛克勃洛克（1880—1921）：俄國詩人。他一九一八年創作了反映十月革命的長詩《十二個》。的話來：
“共產黨不妨礙做詩，但於覺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卻有妨礙。大作家者，是感覺自己一切創作的核心，在自己裏面保持著規律的。”
共產黨和詩，革命和長信，真有這樣地不相容麽？我想。
以上是那時的我想。這時我又想，在這裏有插入幾句聲明的必要：
我不過說是變革和文藝之不相容，並非在暗示那時的廣州政府是共產政府或委員是共產黨。這些事我一點不知道。隻有若幹已經“正法”的人們，至今不聽見有人鳴冤或冤鬼訴苦，想來一定是真的共產黨罷。至於有一些，則一時雖然從一方面得了這樣的謚號，但後來兩方相見，杯酒言歡，就明白先前都是誤解，其實是本來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畢，於是放心回到本題。卻說愛而君不久也給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經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長，大約還有被冤為“反革命”的余痛罷。但又發出牢騷來：一，給他坐在飯鍋旁邊，無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風琴，一個漠不相識的女郎來送給他一包點心，就弄得他神經過敏，以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潑，不禁“感慨系之矣”了。
關於第一點，我在秋蚊圍攻中所寫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無飯鍋而覺得無聊，覺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現在已見飯鍋，還要無聊，則明明是發了革命熱。老實說，遠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是的確有點高興聽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罷，——如果我的身邊革起命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麽高興聽。有人說我應該拼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說，你就死心塌地地從飯鍋裏裝飯吃罷，那是不像樣的；然而叫他離開飯鍋去拼命，卻又說不出口，因為愛而是我的極熟的熟人。於是隻好襲用仙傳的古法，裝聾作啞，置之不問不聞之列。隻對於第二點加以猛烈的教誡，大致是說他“死板”和“活潑”既然都不贊成，即等於主張女性應該不死不活，那是萬分不對的。
約略一個多月之後，我抱著和愛而一類的夢，到了廣州，在飯鍋旁邊坐下時，他早已不在那裏了，也許竟並沒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鐘樓”。一月之後，聽得一個戴瓜皮小帽的秘書說，才知道這是最優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準住的。但後來我一搬出，又聽說就給一位辦事員住進去了，莫明其妙。不過當我住在那裏的時候，總還是非主任之流即不準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辦事員搬進去了的那一天為止，我總是常常又感激，又慚愧。
然而這優待室卻並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點，是不很能夠睡覺的。一到夜間，便有十多匹——也許二十來匹罷，我不能知道確數——老鼠出現，馳騁文壇，什麽都不管。隻要可吃的，它就吃，並且能開盒子蓋，廣州中山大學裏非主任之流即不準住的樓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別聰明似的，我在別地方未曾遇到過。到清晨呢，就有“工友”們大聲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來訪的本省的青年，卻大抵懷著非常的好意的。有幾個熱心於改革的，還希望我對於廣州的缺點加以激烈的攻擊。這熱誠很使我感動，但我終於說是還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經革命，覺得無甚可以攻擊之處，輕輕地推卻了。那當然要使他們很失望的。過了幾天，屍一屍一：即梁式，廣東臺山人，當時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的編輯，抗日戰爭時期成為漢奸。這裏的引文，見他所寫的《魯迅先生在茶樓上》。君就在《新時代》上說：
“……我們中幾個很不以他這句話為然，我們以為我們還有許多可罵的地方，我們正想罵罵自己，難道魯迅先生竟看不出我們的缺點麽？……”
其實呢，我的話一半是真的。我何嘗不想了解廣州，批評廣州呢，無奈慨自被供在大鐘樓上以來，工友以我為教授，學生以我為先生，廣州人以我為“外江佬”，孤孑特立，無從考查。而最大的阻礙則是言語。直到我離開廣州的時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語，除一二三四……等數目外，隻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幾乎無不因為特別而記住的hanbaran（統統）和一句凡有學習異地言語者幾乎無不最容易學得而記住的罵人話tiu－na－ma而已。
這兩句有時也有用。那是我已經搬在白雲路寓屋裏的時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個竊取電燈的偷兒，那管屋的陳公便跟著一面罵，一面打。罵了一大套，而我從中隻聽懂了這兩句。然而似乎已經全懂得，心裏想：“他所說的，大約是因為屋外的電燈幾乎hanbaran被他偷去，所以要tiu－na－ma了。”於是就仿佛解決了一件大問題似的，即刻安心歸坐，自去再編我的《唐宋傳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測是無妨的，倘若據以論廣州，卻未免太鹵莽罷。
但雖隻這兩句，我卻發見了吾師太炎先生的錯處了。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字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tiu。故tiuhei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的。我不記得他後來可曾將此說記在《新方言》裏，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非名詞也。
至於我說無甚可以攻擊之處的話，那可的確是虛言。其實是，那時我於廣州無愛憎，因而也就無欣戚，無褒貶。我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言，可以淆亂遊子的耳目，但實際是和我所走過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隻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遊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註在素馨和香蕉上。——但這也許是後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是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到後來，卻有些改變了，往往鬥膽說幾句壞話。然而有什麽用呢？在一處演講時，我說廣州的人民並無力量，所以這裏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當譯成廣東話時，我覺得這幾句話似乎被刪掉了。給一處做文章指《慶祝滬寧克服的那一邊》，載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國民新聞》副刊《新出路》。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公元一、二世紀間形成的佛教宗派。大乘是對小乘而言。小乘佛教主張“自我解脫”，要求苦行修煉；大乘佛教則主張“救度一切眾生”，強調盡人皆可成佛，一切修行應以利他為主。一般，待到居士居士：古代稱有德才而隱居不仕或未仕的人。這裏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然而終於沒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廣東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裏，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愛吃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卻了本味。汕頭的一種較大，卻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傳楊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贊同，這是我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績。
在鐘樓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務主任”的紙冠紙冠：高長虹在《狂飆》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中，攻擊魯迅說：“直到實際的反抗者從哭聲中被迫出校後……魯迅遂戴其紙糊的權威者的假冠入於身心交病之狀況矣！”的時候，是忙碌的時期。學校大事，蓋無過於補考與開課也，與別的一切學校同。於是點頭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秘藏題目，分配卷子，……於是又開會，討論，計分，發榜。工友規矩，下午五點以後是不做工的，於是一個事務員請門房幫忙，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於是又寫榜。於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臺灣，自己也可以算作臺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的辯論……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而每夜是十多隻——或二十隻——老鼠的馳騁，早上是三位工友的響亮的歌聲。
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人是多麽和有限的生命開著玩笑呵。然而那時卻並無怨尤，隻有一事覺得頗為變得特別：對於收到的長信漸漸有些仇視了。
這種長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並不為奇。但這時竟漸嫌其長，如果看完一張，還未說出本意，便覺得煩厭。有時見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請他看後告訴我信中的主旨。
“不錯。‘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當時是否也如k委員似的眉頭打結呢，未曾照鏡，不得而知。僅記得即刻也自覺到我的開會和辯論的生涯，似乎難以稱為“在革命”，為自便計，將前判加以修正了：“不。‘反革命’太重，應該說是‘不革命’的。然而還太重。其實是，——寫長信，不過是吃得太閑空罷了。”
有人說，文化之興，須有余裕，據我在鐘樓上的經驗，大致是真的罷。閑人所造的文化，自然隻適宜於閑人，近來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鳴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實，便是這鐘樓，也何嘗不造得蹊蹺。但是，四萬萬男女同胞，僑胞，異胞之中，有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的是“言不及義的意思" href="dictscitmkt7sbj.html">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怎不造出相當的文藝來呢？隻說文藝，範圍小，容易些。那結論隻好是這樣：有余裕，未必能創作；而要創作，是必須有余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於啼饑號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這是新月書店吹噓徐誌摩的話。一九二七年春該書店創辦時，在《開幕紀念刊》的“第一批出版新書預告”中，介紹徐誌摩的詩，說他“一隻手奠定了一個文壇的基礎”。，亦為苦工豬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為這一說於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經自覺到自己久已不動筆，但這事卻應該歸罪於匆忙。
大約就在這時候，《新時代》上又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裏躲》，宋雲彬先生做的。文中有這樣的對於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復他‘吶喊’的勇氣，並且似乎在說‘在北方時受著種種迫壓，種種刺激，到這裏來沒有壓迫和刺激，也就無話可說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裏去了。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復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躲避了。”
而編輯者還很客氣，用案語聲明著這是對於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慫恿，並非惡意的笑罵的文章。這是我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吶喊，卻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隻吃一頓飯，有時隻吃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在鐘樓上》就是預定的題目。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拉狄克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了我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說出，終於反而擱下了。那兩句話是：
“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但拉狄克的話，是為了葉遂寧和梭波裏的自殺而發的。他那一篇《無家可歸的藝術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但葉遂寧和梭波裏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挽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沈沒，證明著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並不是旁觀者。
但我初到廣州的時候，有時確也感到一點小康。前幾年在北方，常常看見迫壓黨人，看見捕殺青年，到那裏可都看不見了。後來才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然而在夢中時是委實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鐘樓上》，文字也許不如此。無奈已經到了現在，又經過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實，純然的那時的心情，實在無從追躡了。現在就隻好是這樣罷。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語絲》第四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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