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民國·魯迅 ┋ 閱讀:2817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在香港青年會青年會：即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進行社會文化活動的機構之一。講
以我這樣沒有什麽可聽的無聊的講演，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竟還有這許多來聽的諸君，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陜西，都在打仗指一九二六年末至一九二七年初北洋軍閥孫傳芳在浙江進攻與廣州國民政府有聯系的陳儀、周鳳歧等部，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馮玉祥所部國民軍在陜西反對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戰爭。，那裏的人民哭著呢？還是笑著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裏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於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於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說道：chang。雖然能說話，而隻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於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隻有幾個人懂，——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於無聲。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夠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幹，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隻等於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中日戰爭：指一八九四年（甲午）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而引起的戰爭。拳匪事件：指一九○○年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民元革命：即一九一一年（辛亥）孫中山領導的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國的民主革命。，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隻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卻並非唐宋時人，怎麽做和我們毫無關系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卻還耍著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麽？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跡”一樣。
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革命”這兩個字，在這裏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的“革命”那麽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並不可怕，不過說：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為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面就發生反動，於是便釀成戰鬥……
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麽一回事呢？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於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實，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例如，有的說：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話就各處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這隻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至於古文，何嘗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裏，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有的說：如果都用白話文，人們便不能看古書，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其實呢，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即使古書裏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用不著那麽心驚膽戰。他們又有人說，外國尚且譯中國書，足見其好，我們自己倒不看麽？殊不知埃及的古書，外國人也譯，非洲黑人的神話，外國人也譯，他們別有用意，即使譯出，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近來還有一種說法，是思想革新緊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話似乎也有理。然而我們知道，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
因為我們說著古代的話，說著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籲嗟闊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說白話文卑鄙，沒有價值；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隻能說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是卑鄙，沒有價值的麽？至於幼稚，尤其沒有什麽可羞，正如孩子對於老人，毫沒有什麽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隻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說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於這樣蠢。她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於叫孩子從此躺在床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面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隻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哪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後實在隻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本篇最初刊於香港報紙（報紙名稱及日期未詳），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漢口《中央日報》副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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