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當代·葉雨婷 ┋ 閱讀:1303
擬南芥，一種看起來細弱的草本植物，因為生長快、體型小、分布廣、基因組小，常被植物學家比作“小白鼠”，是進行遺傳學研究的好材料，全世界幾乎有一半的植物學家都在研究它。
在植物學家很少涉足的青藏高原，執著的鐘揚發現了它，他把擬南芥栽種在自己位於西藏大學安置房的後院中，把它做成標本帶回了復旦大學。
植物學家、科普達人、援藏幹部、教育專家······哪一個身份都可以以一種完整的人生角色在他身上呈現，在生命的高度和廣度上，他一直在探索自己的邊界，直到他生命戛然而止的那天……
“英雄”少年
“這是我所經歷的1979年高考：全省錄取率不到4%，我所在班級80%的同學是農村戶口，一半考上了北大、清華和科大。”鐘揚曾經這樣回憶自己高考的經歷，他就讀的是如今鼎鼎大名的黃岡中學。
1977年，學校在大操場上舉行隆重的歡送儀式，慶祝恢復高考後的第xx屆大學生即將入學，4名考上大學的同學胸前戴著大紅花，像英雄一般。
鐘揚也渴望成為那樣的“英雄”。父親是當地的招辦主任，為了避嫌，父親不讓他以在讀生身份提前參加高考，在與父親賭氣的同時，鐘揚參加了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的考試，當時的競爭非常激烈，就在鐘揚差點失去信心的時候，他接到了通知——考上了！
這個15歲考入中科大無線電專業的少年，開始了他不安分的人生。
鐘揚的母親王彩艷回憶，鐘揚在考上少年班以後就開始補習數學、物理，因為老師說他這兩門考得不好。進入大學以後，鐘揚一邊忙著學生會宣傳委員的事務，一邊堅持每月往家裏寫信。
那時，學習無線電專業的他對植物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此轉向用計算機技術研究植物學問題。1984年，鐘揚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所工作，那時，他曾用兩年的業余時間，旁聽了武漢大學生物系的課程。
回憶起這段往事，鐘揚的妻子——一直在植物學領域深耕的張曉艷也感嘆：“他在這方面的知識儲備非常充足。”
和鐘揚外向熱情的性格相比，張曉艷就顯得內向了許多。那時候，工作調動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加上不願和父母分居異地，張曉艷對於與鐘揚的婚事一直猶豫不定。
一次，張曉艷在工作結束後回到武漢，鐘揚在車站接她時突然開門見山地說，自己把證明開好了。
“什麽證明？”張曉艷問。
“我們的結婚證明啊。”
“我還沒同意呢，你怎麽就把這個證明開了呢？”
“沒有問題，大家都覺得可以了，到時間了。”
“於是我就這樣有點‘被脅迫’地領了結婚證。”張曉艷笑說。
結婚沒幾年，33歲的鐘揚就成了武漢植物所副所長。後來，這位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雷厲風行的年輕副局級幹部幹出一件讓常人無法理解的事情——放棄武漢的一切，去上海當一名高校教師。
種子達人
2000年，鐘揚辭去武漢植物所的工作來到復旦大學，經佐琴成為他的行政秘書、後勤主管。
那年5月鐘揚報到時，學校還沒有過渡房。經佐琴臨時給他找了一個系裏別的老師提供的毛坯房，當經佐琴愧疚地和鐘揚溝通此事時，沒想到他毫無怨言接受了這個連煤氣、熱水器都沒有的房子，洗著冷水澡住了半年。
十幾年過去了，鐘揚和家人的住房仍沒有太大改善，隻是從毛坯房搬進了一套僅有幾十平方米的小屋。
這和光鮮亮麗的上海形成了強烈對比，和他後來擔任的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常務副院長、研究生院院長的職位也產生了巨大反差。
為了供孩子上學，鐘揚夫妻把的房產賣了，如今的住所是嶽父嶽母的房子。這個小屋緊挨著一片工地，卻住著鐘揚一家四口和他的嶽父嶽母。
盡管鐘揚對生活品質不講究，但對於“種子”卻一點也不將就。為了自己的“種子事業”，他的足跡延伸到了植物學家的“無人區”——西藏。
從他到復旦大學的第二年，鐘揚就開始主動到西藏采集種子。2009年，鐘揚正式成為中組部援藏幹部。據統計，在這十幾年間，他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4000萬顆種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麽鐘揚要收集種子？
“一個基因能夠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能夠造福萬千蒼生。青藏高原這個占我國領土面積1/7的地區，植物種類占到了1/3。有些地方甚至100年來無人涉足，植物資源被嚴重低估。”鐘揚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這樣介紹。
他深紮在此，努力為人類建一個來自世界屋脊的“種子方舟”。
對鐘揚來說，采種子是一件樂事。“作為一個植物學家，我最喜歡的植物是蒲公英，如果發現它開花並且結了種子，我會用手抓一把，一攤開裏面一般有200顆。我最討厭的植物是什麽呢？椰子。那麽大一顆，8000顆的樣本數量，我們需要兩卡車把它們拉回來。”鐘揚調侃道。
然而，在西藏采集種子更多的是隨時出現的高原反應和長時間的體力透支。而鐘揚卻背著他經典的黑色雙肩包，穿著磨白了的“29塊錢的牛仔褲”，戴著一頂曬變色的寬檐帽，邁著長期痛風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個植物學家的極限，連藏族同事都稱他為“鐘大膽”。
對於鐘揚的博士生、西藏大學理學院教授拉瓊來說：“每次和鐘老師采種子都是驚險和驚喜並存。”
“那次，我和紮西次仁（鐘揚在西藏的首位植物學博士——記者註）跟著鐘老師去采集高山雪蓮。我們從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營出發向更高的山地挺進時，鐘老師出現了嚴重的高原反應，頭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無力，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拉瓊回憶。
大家都建議鐘揚待在帳篷裏，而他卻說：“我最清楚植物的情況，我不去的話，你們更難找。你們能爬，我也能爬。”最終，鐘揚帶著學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認為是世界上生長在海拔處的種子植物——鼠麯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國植物學家采樣的點。
如今，這些種子靜靜地沈睡在一個又一個玻璃罐頭裏，等待著有一天，改變人類的命運。按鐘揚的話說，也許那個時候，胖胖的鐘教授已經不在了，但是他期待著它們可以派上用場。
科學隊長
“生命誕生以來，從原核到真核，從單細胞到多細胞，從海洋到陸地，簡單與復雜並存，繁盛與滅絕交替，走向了一篇篇跌宕起伏的演化樂章，其間洋溢著生命誕生與繁盛的歡頌，伴隨著物種滅絕與衰落的悲愴。”
這是鐘揚為2016年剛剛竣工的上海市自然博物館（以下簡稱“自博館”）參與寫作的500多塊圖文展板之一，很少有人知道，這細膩而又富有文采的文字，竟出自這位看起來五大三粗的理工男之手。
如果說，“采種子”是鐘揚的“主業”，那麽科普則是他最愛的“副業”。
在自博館建設期間，該館圖文項目負責人之一，自博館研究設計院展覽設計部主任鮑其泂為尋找圖文寫作顧問“操碎了心”。因為學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她先後聯系的幾家高校都因這個項目難度太大而婉拒。
鮑其泂知道鐘揚太忙了，因此想拜托他幫忙牽線或引薦一些專家。令她沒想到的是，鐘揚二話不說就接下了這個沒什麽回報、時間緊的“燙手山芋”。
“我們會毫不客氣地把最難的部分留給他。在半年多的時間裏，每次聽說鐘老師從西藏回上海了，我們都會立刻和他預約時間，他總是爽快答應。”鮑其泂告訴中國青 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從2001年起開始和上海科技館合作，他使用過很多身份，有時是評審專家，有時是科學顧問，有時是科普活動主講人，有時是標本捐贈人，有時甚至是供應商。他時不時會出現在科技館或者自然博物館的各個角落，每一次，都帶著特定的任務過來。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師趙佳媛是鐘揚的學生，她見證了導師這些年在這條“不歸路”上越走越遠。 2003年～2017年，鐘揚共撰寫、翻譯、審校了10本科普著作，其中不乏《大流感》這樣的“網紅書”。“《大流感》這本書，內容包羅萬象，語言風格多 變，鐘老師對推敲文字樂在其中，他會忽然在吃飯時得意洋洋告訴大家他的譯法，當然偶爾會被我們反駁，他也會欣然接受。”趙佳媛回憶。
對中小學生來說，鐘揚可以稱作“科學隊長”了。他連續7年多次為全國中小學生義務進行形式多樣的科普，任學校科學顧問。來自上海實驗中學的朱薪宇就深受他的感染。
“當時去聽教授講座，一下子就被鐘教授生動的演講吸引住了，從此我就成了教授年齡最小的學生，並開始跟隨他學習科學······聽他的課，你永遠都不會感到無聊，在鐘老師的指引下我慢慢愛上了科學。”朱薪宇說。
“做科學傳播是件好事情，我當然支持啊！”在鐘揚的鼓勵下，朱薪宇和同學們在學校開設了“學與做科學社”。另外，鐘揚還幫這個社團撰寫舞臺劇腳本，並利用零碎時間幫助同學們排練。
鐘揚為什麽要用這麽大的精力做科普？趙佳媛認為，與其說科普，不如簡單地說是他願意教人。
“鐘老師對‘批判性思維’念念不忘。他覺得對中小學生的科學教育乃至思維教育非常重要，他還想著要把大學專業教材改成適合小朋友的音頻故事，想著要為孩子們寫一本科學故事書，想著去中學給科學社的孩子們上課，還想著開設更系統化的科學營······”趙佳媛說。
“接盤”導師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開設的現代生物科學導論，幾乎可以算是全校體量的選修課。今年這門課的期末考試試卷上出現了這樣一道題：“請結合生物多樣性的知識，和你本人對鐘揚教授先進事跡的學習，談談鐘揚教授在青藏高原執著於此項事業的生物學意義。”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楊亞軍和院裏所有的老師一致決定在今年這門課的最後一節上播放鐘揚的微電影《播種未來》，並在學期末的考試中加上這道題。他知道，這些學生本身，也是鐘揚執著的事業之一。
“他是少有的敢收轉導師學生的人，我想每個學生家庭都會感謝他。”楊亞軍說。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盧大儒分管研究生的培養工作，目睹了不少鐘揚在收學生時的“奇葩事”。
“我們每個人招研究生有一個數量限制，但是他招得特別多，後來我就去了解，才發現事情的真相。”盧大儒說。
盧大儒發現，當學生和老師進行雙向選擇時，較差的學生，或者不太好調教的學生，老師不喜歡，就會‘流落街頭’。還有學生跟導師相處以後有一些矛盾，提出轉導師。這樣，問題來了，誰來接盤？
這時，身為研究生院院長的鐘揚總是負責解決最後的兜底問題。“他總說‘有問題我來’，這是他的一種責任與擔當。他說以後在他的位置上，必須承擔這個責任，這個位置必須要有這種擔當。”
鐘揚的“暖”是有目共睹的，這更體現在他對學生的關愛上。他從不拋棄、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更會根據每個學生的特點為他們量身定制一套個性化的發展規劃，不讓一個人掉隊。
鐘揚曾說：“培養學生就像我們采集種子，每一顆種子都很寶貴，你不能因為他外表看上去不好看就不要對吧，說不定這種子以後能長得很好。”
經佐琴回憶，曾經有一個學生，考了3年，鐘揚每一年都答應收，但是一直沒考上。有教授問他，總是考不上可能是說明他不適合做科研，就別答應人家了。但鐘揚一臉糾結地說：“總不能斷了別人的夢想啊。”
而當鐘揚的工作重心轉到西藏時，他承認，自己的招生名額漸漸傾向這所他心目中的“世界學府”。 鐘揚的學生、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博士生徐翌欽回憶道，實驗室裏有很多學生是鐘老師從少數民族地區招進來的。“這些同學由於底子薄，知識基礎與上海本地學 生有一定的差距，剛開始都是抱著試一試的想法聯系了鐘老師，鐘老師總是鼓勵他們報考自己的研究生，他說，‘讀我的研究生基礎差一點沒關系，我幫你補，你隻 需要有一顆熱愛植物學的心。’”
於是，鐘揚的學生就像古代的門客一樣“各顯神通”，有做科學研究的，有做科普的，有從事創新創業的。鐘揚停不下來的點子和“腦洞”，就這樣在他每個學生中生根發芽，變為現實。
生命延續
2017年5月的一場講座中，鐘揚曾介紹自己實驗室裏研究過一種“長壽基因”。他們使用生命期5～7天的線蟲作為實驗對象，當某種基因被敲除後，線蟲壽命可增加5～7倍。
有人問，隻要敲除一個基因，人是否可以更長壽。鐘揚回答：“這個基因主管生殖，要想長壽必須在一出生就去除掉，意味著你將終身無法生育”。對於鐘揚這樣的植物學家來說，生命的長短成為了藏在基因裏的密碼。
但對於他個人來講，生命的意義是什麽？或許在與千千萬萬種生命打交道的過程中，鐘揚已經有了答案。 “在一個適宜生物生存與發展的良好環境中，不乏各種各樣的成功者，它們造就了生命的輝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絕不隻是一種形式。當一個物種要拓展其疆域而必 須迎接惡劣環境挑戰的時候，總是需要一些先鋒者犧牲個體的優勢，以換取整個群體乃至物種新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換言之，先鋒者為成功者奠定了基礎，它們 在生命的高度上應該是一致的。”在2012年7月6日復旦大學的校刊上，鐘揚發表的《生命的高度》一文這樣寫道。
在探尋生命的邊界時，他甘願成為一個先鋒者。
鐘揚的身體條件是不適合長期在高原工作的。2015年，鐘揚突發腦溢血，對常人來說，這應是一次生命的警告，鐘揚卻把它理解成工作倒計時的鬧鐘。
“他有一種想把時間搶回來的勁頭。”拉瓊回憶道，病好以後，大家都以為原本忙碌的鐘老師可以調整一下超負荷的生活節奏，“收斂一點”。沒想到的是，他變得更加拼命了。 拉瓊展示了鐘揚2017年6月24日的行程安排：上午到拉薩貢嘎機場，下午3點半參加西藏大學博士生答辯會，5點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處理各種學科建設和研 究生論文等事情，晚11點回到宿舍網上評閱國家基金委各申請書，淩晨1點開始處理郵件，淩晨兩點上 床睡覺，清晨4點起床，4點半趕往墨脫進行野外科學考察。
鐘揚未完成的願望很多，他希望繼續收集青藏高原的種子資料，希望幫助西藏大學學科建設不斷提高，希望培養出更多紮根高原的植物學人才……
腦溢血之後，醫生、親友、同事都勸鐘揚不要再去西藏，說他簡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賭註，而他第三次向組織遞交了繼續擔任援藏幹部的申請書，成為第八批援藏幹部。
“再次進藏時，我明顯感覺到他的身體大不如前，連上車和下車都特別吃力。但他總說‘沒事，我很好’。他對我說，自己的時間太短了，必須這樣。”拉瓊說。
2017年9月25日，鐘揚忙碌的行程在“出差赴內蒙古城川民族幹部學院作報告‘幹部創新能力與思維的培養’”之後戛然而止。
而在他雙肩背包的很多張小紙條中，他的工作依然很滿——
9月26日，他將回到復旦大學上黨課，帶大家學習科學家黃大年的先進事跡；
9月28日，他將來到拉薩，參加29日的西藏大學生態學一流學科建設推進會；
之後，他將完成和拉瓊參與創辦的西藏植物學期刊的創刊文章；和楊亞軍一起完成關於“生物樣本庫的倫 理問題和管理政策研究”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招標；繼續英文科普書籍《不凡的物種》的翻譯工作……
未來，他還希望在成都或上海建立青藏高原研究院，讓上海的紅樹林實現自由生長，讓更多的中小學生通過科學課程提高科學思維，讓更多的學生致力於青藏高原的種子事業……
“任何生命都有結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懼，因為我的學生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續，而我們采集的種子，也許會在幾百年後的某一天生根發芽，到那時，不知會完成多少人的夢想。”對於生命的意義，鐘揚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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