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皇祐三年（遼重熙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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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丁亥，無為軍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知軍茹孝標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聞。”
戊子，汝州部署楊景宗求為部，帝謂輔臣曰：“景宗，章惠太後之弟，朕豈不念之！然性貪虐，老而益甚，今與郡，則一方之民受禍矣。”不許。
丁酉，諫官包拯言：“頃歲以來，凡有才名之士，必假險薄之名以中傷之，擯棄不用。欲望聖慈申命宰執，應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譴，如楊纮、王鼎、王綽等，曾敘用未復職任者，並乞復與甄擢，或委之繁劇，必有成效。”戊戌，徙知越州楊纮為荊湖南路轉運使。王鼎先知深州，徙知建州，尋亦除提點河北刑獄。鼎前在江東，坐苛察免，及復起，治奸贓愈急，所舉劾，於貴勢無所避，時盜販茶鹽者眾，鼎一切杖遣之。監司屢以為言，鼎不為變。
秋，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止以百人為限。”
癸醜，詔：“外任少卿監以下，年七十不任厘務者，其令轉運、提點荊獄司以聞；在京委禦史臺、審官院；嘗任館閣、臺諫及提點刑獄，令中書裁處；待制以上，能自引年，則優加恩禮，不須用為定制。”
甲寅，賜陜州草澤魏閑清逸處士。閑，野之子也，世有隱德，知州李昭遘上其行義，故有是賜。
丙辰，詔充州仙源縣復以孔氏子孫知縣事。
丁巳，從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議，雅樂名《大安》。
乙醜，帝諭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聞者多矣，中書未嘗施行。夫長吏者，民之性命所系，宜擇其甚者罷之，小者易之。”文彥博等慚謝而退。於是鄂州王開、臺州呂士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罷斥、對移者凡十六人。
丁卯，免天平軍節度推官鄞人沈起擅去官罪。起因父疾請解，不待報而歸。法官論以私罪，帝曰；“若此，何以厚風俗？其除之。”
己巳，知制誥宋城王洙、直集賢院郾城掌禹錫上《皇祐方域圖誌》五十卷。
乙亥，知秦州呂公綽赴闕，已而中丞王舉正、知諫院包拯言：“公綽當其父夷簡執政時，多所幹預，若遽令代還，恐更圖進用。”乃詔復任。公綽通敏有才，然其父執政時，常漏除拜以市恩，時人以比竇申。
丙子，減湖南郴、永、桂陽監丁身米。
初，馬氏科民采木，不以貧富，皆科丁取數。國初，量給其直，令隨稅輸米，而重輕不等，貧者苦之。帝命三司取最下數為準，凡歲減十餘萬石。
是月，遼主如秋山。
八月，辛巳，特贈給事中孔道輔為工部侍郎。時龍圖閣直學士王素入對，語及道輔，帝思其忠，故有是命。
癸未，知定州韓琦，加觀文殿學士，再任。
初，明鎬引諸州兵平恩州，獨定兵邀賞賫，出怨語，凡欲噪城下。琦素聞其事，以為不治且亂，及至，即用軍制勒習，察其尤天良者，捽首斬軍門外。士死攻戰，則賻賞其家，籍其孤兒，使繼衣廩，威信並行。又效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訓習之，由是定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履，或飯訖不與人直，至定，琦悉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逾月亦皆就律，不敢得犯法。歲大歉，賑之，活人數百萬。詔書褒美。
丙戌，遺使安撫京東、淮南、兩浙、荊湖、江南饑民。
辛卯，以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判河陽，中丞王舉正言此授非當，有損聖德。不報。
乙未，以知制誥王洙為遼太後生辰使。至靴澱，遼使劉六符來伴宴，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王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遺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
禦史中丞王舉正言“陛下濫賞堯佐，乞即黜臣”，不報。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相繼言：“堯佐制命復下，
乙巳，馮道曾孫舜卿上道官誥二十通，乞錄用。帝謂輔臣曰：“道相四朝，而偷生茍祿，無可旌之節；所上官誥，其給還之。”
是月，汴河絕流。
九月，癸醜，賜李繼隆神道碑額曰“顯功”。
乙卯，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獻。知制誥王洙當草制，封還其目曰：“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謚。”遂改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新喻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奸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可也。”光疏再上，敞疏三上，詔更謚文莊。竦為郡，喜作條教，立保伍之法，盜賊不敢發。治軍尤嚴，敢誅殺；而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群聚剽劫，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略多類此。然性貪，數商販部中，在並州，使其仆貿易，為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巨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眾。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陰，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庚申，賜國子博士梅堯臣同進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堯臣，詢從子，工於詩，大臣屢薦堯臣宜在館閣，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
丙子，改太子太師王溥謚文獻為文康，司空致仕章得象謚文憲為文簡，以知制誥王洙言得象謚同周公，溥同僖祖故也。有欲改溥謚為文忠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張揆曰：“溥，周宰相，國亡不死，安得忠！”乃謚文康。
丁醜，詔邇英閣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敷對，餘皆賜坐侍於閣中。天聖以前，講讀官皆坐侍，自景祐以來皆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史義旨須詳悉詢說，因有是詔，遂為制。
教坊官王世昌，自陳年老，乞監永濟倉門。帝曰；“世昌本亦士人，以無行檢，遂充此職。倉門乃國家糧儲出入之所，豈可令此輩主之？宜與在京一廟令。”
是月，遼更定條制。
遼主駐中會川。
冬，十月，己卯朔，詔三司：“解鹽聽通商，候二年較其增損以聞。初，包拯自陜西還，力主範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從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徽之又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驛召祥，令與徽之及兩制共議。而議者皆以祥為是，故有是詔。
遼括諸道軍籍。
甲申，大理寺言信州民有劫米而傷主者，法當死。帝謂輔臣曰：“饑而劫米則可哀，盜而傷主則難恕；然細民無知，終緣於饑耳。”遂貸之。又曰：“刑寬則民慢，猛則民殘，為政常得寬猛之中，使上下無怨，則水旱不作。卿等宜戒之！”
乙酉，新作隆儒殿，在邇英閣後。
乙未，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知制誥李淑，落翰林學士。淑初以端明、侍讀二學士奉朝請，尋復入翰林。諫官包拯、吳奎言：“淑性奸邪，嘗乞侍養其父而不及其母；既得侍養，又復出仕，有謀身之端，無事親之實。作《周三陵》詩，語涉怨憤，非所宜言。宜奪禁職，以戒懷奸隱慝之臣。”故有是命。
丁酉，殿中侍禦史裏行唐介，責授春州別駕。初，張堯佐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力爭，又請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爭，介以為宣徽次二府，不計內外，獨爭之。帝諭介，除擬初出中書，介言當責執政。退，請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緣此擢執政。及恩州平賊，幸會明鎬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微、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彥博奸謀迎合，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內實自為謀身之計。”又言：“彥博向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
時帝怒不測，群臣莫敢諫，右正言蔡襄獨進言：“介誠狂直，然容受盡言，帝王盛德也。”己亥，中丞王舉正復上疏言責介太重。赤亦中悔，敕朝堂告諭百官，改介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遣中使護送介至英州，且戒無令道死。知制誥胡宿言：“唐介改貶英州，聞專差中使押之貶所。竊尋曰前臺諫官貶黜，無此體制。一旦介若因
庚子，禮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以樞密使龐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參知政事高若訥，以本官充樞密使。
辛醜，以樞密副使、給事中梁適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王堯臣為樞密副使。起居舍人、知諫院吳奎，出知密州。包拯奏乞留奎，且言：“唐介因彈大臣，並以中奎，誣惑天聽。”帝曰：“介昨言奎、拯皆陰結文彥博，今觀此奏，則非誣也。”
乙巳，帝謂龐籍曰：“諫官、禦史，必用忠直淳厚、通世務、明治體者，以革浮薄之弊。”籍既承聖諭，自是中書奏詔舉臺官，必以帝語載敕中。
十一月，辛亥，詔以“漳、泉州、興化軍，自五代以來，計丁出米甚重，或貧不能輸。自今泉州、興化軍舊納七鬥五升者，主戶與減二鬥五升，客戶減四鬥五升；漳州納八鬥八升八合者，主戶減三鬥八升八合，客戶減五鬥八升八合，為定制。”初，龐籍為福建轉運使，請罷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及籍為宰相，遂行之。
甲子，遼命東京留守司總領戶部內省事。
丁卯，遼罷中丞記錄職官過犯，令承旨總之。
乙亥，帝謂輔臣曰：“江、淮連年荒歉，如聞發運司惟務誅剝，以敷額為能，雖名和糴，實抑配耳。其減今年上供米百萬石。”因詔免災傷人戶所輸鹽米。先是河北饑，三司益增江、淮米以餉河北，及江、淮饑，有司責米數如常歲，度支副使梅摯奏減之。
十二月，庚辰，翰林天文院新作渾儀成，禦撰《渾儀總要》十卷，論前代得失，已而
乙酉，遼以太後行再生禮，肆赦。
戊子，中書言：“諸房人吏稽違案牒者，自來量行罰典，終未革心。欲籍其名目，以輕重為差，其罰數多及情重者，取旨黜逐。”從之。
戊戌，以資政殿學士吳育知陜州。始，命育兼翰林侍讀學士，育辭以疾，固請便郡。帝謂近臣曰：“育剛正可用，但嫉惡太過耳，宜聽其便。”因遣中使賜以禁中良藥。不半歲，又徙汝州。
先是包拯請除範祥權本路轉運副使，令擘畫鹽法利害，計置沿邊斛鬥，事歸一局，易為辦集。而三司使田況亦請久任祥，使專其事。己亥，以祥為陜西轉運副使，仍賜金紫服以寵之。
庚子，詔：“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者，更不考課遷官；其有功於國，有惠於民，當加賞者，勿拘。”
以益州鄉貢進士房庶為試校書郎。庶，成都人，宋祁嘗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二卷，田況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誌》雲：‘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誌》‘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當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範鎮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六豪；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鐘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說為是。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依庶說造律尺籥，上之。帝召輔臣同觀，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為宮事，令撰圖以進。是時胡瑗等制樂已有定議，特推恩而遣之。鎮為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為之也。累黍為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為後世惑乎！易曉而必合者，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合之差。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執政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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