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皇祐三年（辽重熙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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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丁亥，无为军献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至于草木虫鱼之异，焉足尚哉！知军茹孝标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闻。”
戊子，汝州部署杨景宗求为部，帝谓辅臣曰：“景宗，章惠太后之弟，朕岂不念之！然性贪虐，老而益甚，今与郡，则一方之民受祸矣。”不许。
丁酉，谏官包拯言：“顷岁以来，凡有才名之士，必假险薄之名以中伤之，摈弃不用。欲望圣慈申命宰执，应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谴，如杨纮、王鼎、王绰等，曾叙用未复职任者，并乞复与甄擢，或委之繁剧，必有成效。”戊戌，徙知越州杨纮为荆湖南路转运使。王鼎先知深州，徙知建州，寻亦除提点河北刑狱。鼎前在江东，坐苛察免，及复起，治奸赃愈急，所举劾，于贵势无所避，时盗贩茶盐者众，鼎一切杖遣之。监司屡以为言，鼎不为变。
秋，七月，壬子，诏：“太学生旧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数，止以百人为限。”
癸丑，诏：“外任少卿监以下，年七十不任厘务者，其令转运、提点荆狱司以闻；在京委御史台、审官院；尝任馆阁、台谏及提点刑狱，令中书裁处；待制以上，能自引年，则优加恩礼，不须用为定制。”
甲寅，赐陕州草泽魏闲清逸处士。闲，野之子也，世有隐德，知州李昭遘上其行义，故有是赐。
丙辰，诏充州仙源县复以孔氏子孙知县事。
丁巳，从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议，雅乐名《大安》。
乙丑，帝谕辅臣曰：“近日职司，以长吏不理闻者多矣，中书未尝施行。夫长吏者，民之性命所系，宜择其甚者罢之，小者易之。”文彦博等惭谢而退。于是鄂州王开、台州吕士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罢斥、对移者凡十六人。
丁卯，免天平军节度推官鄞人沈起擅去官罪。起因父疾请解，不待报而归。法官论以私罪，帝曰；“若此，何以厚风俗？其除之。”
己巳，知制诰宋城王洙、直集贤院郾城掌禹锡上《皇祐方域图志》五十卷。
乙亥，知秦州吕公绰赴阙，已而中丞王举正、知谏院包拯言：“公绰当其父夷简执政时，多所干预，若遽令代还，恐更图进用。”乃诏复任。公绰通敏有才，然其父执政时，常漏除拜以市恩，时人以比窦申。
丙子，减湖南郴、永、桂阳监丁身米。
初，马氏科民采木，不以贫富，皆科丁取数。国初，量给其直，令随税输米，而重轻不等，贫者苦之。帝命三司取最下数为准，凡岁减十馀万石。
是月，辽主如秋山。
八月，辛巳，特赠给事中孔道辅为工部侍郎。时龙图阁直学士王素入对，语及道辅，帝思其忠，故有是命。
癸未，知定州韩琦，加观文殿学士，再任。
初，明镐引诸州兵平恩州，独定兵邀赏赍，出怨语，凡欲噪城下。琦素闻其事，以为不治且乱，及至，即用军制勒习，察其尤天良者，捽首斩军门外。士死攻战，则赙赏其家，籍其孤儿，使继衣廪，威信并行。又效古兵法，作方圆锐三阵，指授偏将，日月训习之，由是定兵精劲冠河朔。京师发龙猛卒戍保州，在道窃取人衣履，或饭讫不与人直，至定，琦悉留不遣，曰：“保州极塞，尝有叛者，岂可杂以骄兵戍之！”易素教者数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逾月亦皆就律，不敢得犯法。岁大歉，赈之，活人数百万。诏书褒美。
丙戌，遗使安抚京东、淮南、两浙、荆湖、江南饥民。
辛卯，以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判河阳，中丞王举正言此授非当，有损圣德。不报。
乙未，以知制诰王洙为辽太后生辰使。至靴淀，辽使刘六符来伴宴，言耶律防善画，向持礼南朝，写圣容以归，欲持至馆中，王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遗防再往传绘，洙力拒之。
御史中丞王举正言“陛下滥赏尧佐，乞即黜臣”，不报。知谏院包拯、陈旭、吴奎相继言：“尧佐制命复下，
乙巳，冯道曾孙舜卿上道官诰二十通，乞录用。帝谓辅臣曰：“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禄，无可旌之节；所上官诰，其给还之。”
是月，汴河绝流。
九月，癸丑，赐李继隆神道碑额曰“显功”。
乙卯，武宁节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献。知制诰王洙当草制，封还其目曰：“臣下不当与僖祖同谥。”遂改文正。同知礼院司马光言：“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谥？”判考功新喻刘敞言：“谥者，有司之事也；竦奸邪，而陛下谥之以正，不可也。”光疏再上，敞疏三上，诏更谥文庄。竦为郡，喜作条教，立保伍之法，盗贼不敢发。治军尤严，敢诛杀；而疾病死丧，拊循甚至。尝有龙骑卒戍边，群聚剽劫，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略多类此。然性贪，数商贩部中，在并州，使其仆贸易，为所侵盗，至杖杀之。积家财累巨万，自奉尤侈，畜声伎甚众。所在阴间僚属，使相猜阴，以钩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庚申，赐国子博士梅尧臣同进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尧臣，询从子，工于诗，大臣屡荐尧臣宜在馆阁，召试学士院，而有是命。
丙子，改太子太师王溥谥文献为文康，司空致仕章得象谥文宪为文简，以知制诰王洙言得象谥同周公，溥同僖祖故也。有欲改溥谥为文忠者，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张揆曰：“溥，周宰相，国亡不死，安得忠！”乃谥文康。
丁丑，诏迩英阁讲读官当讲读者，立侍敷对，馀皆赐坐侍于阁中。天圣以前，讲读官皆坐侍，自景祐以来皆立侍，至是帝屡面谕以经史义旨须详悉询说，因有是诏，遂为制。
教坊官王世昌，自陈年老，乞监永济仓门。帝曰；“世昌本亦士人，以无行检，遂充此职。仓门乃国家粮储出入之所，岂可令此辈主之？宜与在京一庙令。”
是月，辽更定条制。
辽主驻中会川。
冬，十月，己卯朔，诏三司：“解盐听通商，候二年较其增损以闻。初，包拯自陕西还，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从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徽之又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驿召祥，令与徽之及两制共议。而议者皆以祥为是，故有是诏。
辽括诸道军籍。
甲申，大理寺言信州民有劫米而伤主者，法当死。帝谓辅臣曰：“饥而劫米则可哀，盗而伤主则难恕；然细民无知，终缘于饥耳。”遂贷之。又曰：“刑宽则民慢，猛则民残，为政常得宽猛之中，使上下无怨，则水旱不作。卿等宜戒之！”
乙酉，新作隆儒殿，在迩英阁后。
乙未，翰林学士兼礼部侍郎、知制诰李淑，落翰林学士。淑初以端明、侍读二学士奉朝请，寻复入翰林。谏官包拯、吴奎言：“淑性奸邪，尝乞侍养其父而不及其母；既得侍养，又复出仕，有谋身之端，无事亲之实。作《周三陵》诗，语涉怨愤，非所宜言。宜夺禁职，以戒怀奸隐慝之臣。”故有是命。
丁酉，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责授春州别驾。初，张尧佐除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介与包拯力争，又请王举正留百官班廷论，卒夺尧佐宣徽、景灵二使。顷之，复除宣徽使、知河阳。或谓补外不足争，介以为宣徽次二府，不计内外，独争之。帝谕介，除拟初出中书，介言当责执政。退，请全台上殿，不许；自请贬，亦不报。于是劾宰相文彦博“知益州日，作间金奇锦，因中人入献宫掖，缘此擢执政。及恩州平贼，幸会明镐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张尧佐宣微、节度使，臣累论奏，面奉德音，谓是中书进拟，以此知非陛下本意。盖彦博奸谋迎合，显用尧佐，阴结贵妃，外陷陛下有私后宫之名，内实自为谋身之计。”又言：“彦博向求外任，谏官吴奎与彦博
时帝怒不测，群臣莫敢谏，右正言蔡襄独进言：“介诚狂直，然容受尽言，帝王盛德也。”己亥，中丞王举正复上疏言责介太重。赤亦中悔，敕朝堂告谕百官，改介英州别驾，复取其奏以入，遣中使护送介至英州，且戒无令道死。知制诰胡宿言：“唐介改贬英州，闻专差中使押之贬所。窃寻曰前台谏官贬黜，无此体制。一旦介若因
庚子，礼部尚书、平章事文彦博，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许州。
以枢密使庞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高若讷，以本官充枢密使。
辛丑，以枢密副使、给事中梁适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王尧臣为枢密副使。起居舍人、知谏院吴奎，出知密州。包拯奏乞留奎，且言：“唐介因弹大臣，并以中奎，诬惑天听。”帝曰：“介昨言奎、拯皆阴结文彦博，今观此奏，则非诬也。”
乙巳，帝谓庞籍曰：“谏官、御史，必用忠直淳厚、通世务、明治体者，以革浮薄之弊。”籍既承圣谕，自是中书奏诏举台官，必以帝语载敕中。
十一月，辛亥，诏以“漳、泉州、兴化军，自五代以来，计丁出米甚重，或贫不能输。自今泉州、兴化军旧纳七斗五升者，主户与减二斗五升，客户减四斗五升；漳州纳八斗八升八合者，主户减三斗八升八合，客户减五斗八升八合，为定制。”初，庞籍为福建转运使，请罢漳、泉、兴化军丁米，有司持不可；及籍为宰相，遂行之。
甲子，辽命东京留守司总领户部内省事。
丁卯，辽罢中丞记录职官过犯，令承旨总之。
乙亥，帝谓辅臣曰：“江、淮连年荒歉，如闻发运司惟务诛剥，以敷额为能，虽名和籴，实抑配耳。其减今年上供米百万石。”因诏免灾伤人户所输盐米。先是河北饥，三司益增江、淮米以饷河北，及江、淮饥，有司责米数如常岁，度支副使梅挚奏减之。
十二月，庚辰，翰林天文院新作浑仪成，御撰《浑仪总要》十卷，论前代得失，已而
乙酉，辽以太后行再生礼，肆赦。
戊子，中书言：“诸房人吏稽违案牒者，自来量行罚典，终未革心。欲籍其名目，以轻重为差，其罚数多及情重者，取旨黜逐。”从之。
戊戌，以资政殿学士吴育知陕州。始，命育兼翰林侍读学士，育辞以疾，固请便郡。帝谓近臣曰：“育刚正可用，但嫉恶太过耳，宜听其便。”因遣中使赐以禁中良药。不半岁，又徙汝州。
先是包拯请除范祥权本路转运副使，令擘画盐法利害，计置沿边斛斗，事归一局，易为办集。而三司使田况亦请久任祥，使专其事。己亥，以祥为陕西转运副使，仍赐金紫服以宠之。
庚子，诏：“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者，更不考课迁官；其有功于国，有惠于民，当加赏者，勿拘。”
以益州乡贡进士房庶为试校书郎。庶，成都人，宋祁尝上其所著《乐书补亡》二卷，田况自蜀还，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阙，庶自言：“尝得古本《汉志》云：‘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黄钟也。且《汉志》‘一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后儒误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当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当中黍尽得九十分，为黄钟之长，九寸加一以为尺，则律定矣。”直秘阁范镇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纵黍累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厘六豪；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于管，以为黄钟之长，就取三分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说为是。请如其法，试造尺律，更以古器参考，当得其真。”乃诏王洙与镇同于修制所依庶说造律尺籥，上之。帝召辅臣同观，又令庶自陈其法，因问律吕旋相为宫事，令撰图以进。是时胡瑗等制乐已有定议，特推恩而遣之。镇为论于执政曰：“今律之与尺，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为之也。累黍为之者，史之脱文也。古人岂以难晓不合之法书之于史，以为后世惑乎！易晓而必合者，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长与空径、与容受、与一千二百黍之数，无不合之差。诚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执政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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