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恆
恆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
恆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睹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註，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註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鬥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鬥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余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仿佛。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雲。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艹尊}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員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頹，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可宣。”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系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禦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
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钅鹹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復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缊；揚波振撆，鷹歭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綠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員；若行若飛，跂歉胗胗。遠而望之，象鴻鵠群遊，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捴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睹其郤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為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慍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雲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篆。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
魏初有鐘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鐘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雲。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郁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發。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針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虡設張，庭燎盡煙，嶄巖截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睹，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眾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余。”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剿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歭，誌大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淩邃惴忄栗，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絕筆收勢，余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戲，螣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崔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仿佛若斯。”
及瓘為楚王瑋所構，恆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墻孔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恆還經廚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謚蘭陵貞世子。二子：璪、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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