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 > 宋纪一百四十六 > 《孝宗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淳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 > 拼音版
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谢廓然言：“近来掌文衡者，主王安石之说，则专尚穿凿；主程颢之说，则务为虚诞。虚诞之说行，则日入于险怪；穿凿之说兴，则日趋于破碎。请诏有司公心考校，无得徇私，专尚王、程之末习。”从之。
庚戌，金修起居注伊喇杰言朝奏屏人议事，虽史官亦不与闻，无由记录，金主以问宰相石琚、右丞唐古安礼，琚等对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动必书，以儆戒人君，庶几有畏也。周成王剪桐叶为圭，戏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戏言，言则史书之。’以此知人君言动，史官皆得记录，不可避也。”金主曰：“朕观《贞观政要》，唐太宗与群下议论，始议如何，后竟如何，此正史官在侧记而书之耳。若恐漏泄机事，则择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
庚申，金免中都、河北、河东、山东、河南、陕西前年被灾租税。
壬戌，金主如春水。
是月，永康陈同诣阙上书曰：“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三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主其地，自此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蕃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圃、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馀，上下宴乐，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亦发泄而无馀。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公卿将相，大抵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文墨稍异，已足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渐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有以知其难也。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边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
“今世之儒者，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方且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
同，即陈亮更名。书奏，帝感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曾觌知之，将见亮，亮耻为觌所知，逾垣而逃，觌不悦。大臣尤恶其直言，交沮之，乃命都堂审察。宰相以上旨问以所欲言，落落不少贬，又不合。待命十日，复诣阙上书者再。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遂归。
二月，戊辰，臣僚言：“郡县之政，最害民者，莫甚于预借。盖一年税赋支遣不足，而又预借于明年，是名曰借，而终无还期。前官既借，后官必不肯承。望严戒州县。”从之。
己巳，臣僚言丁税二弊：“一丁之税，人输绢七尺，此唐租庸调所自出也。二十岁以上则输，六十则止，残疾者以病丁而免，二十以下者以幼丁而免，此祖宗之法也。比年乡司为奸，托以三年一推排，方始除附，乃使久年系籍与疾病之丁，无时销落，前添之丁，隐而不籍，皆私纠而窃取之，致令实纳之人无几，而官司所入，大有侵弊，此除附之弊也。若其输纳，则六丁之税，方凑成绢一匹。民司狃于久例，利其重价，及头子勘合、市例糜费之属，必欲单名独钞，其已纳者，又不即与销簿，重叠追呼，此输纳之弊也。今欲县委丞置丁税一司，遇岁终，许民庶之家长或次丁，自陈其家实管丁若干，老病少壮，悉开列于状。将旧簿照年实及六十与病废者悉除之；壮而及令者，重行收附。如隐年者，许人首告。每岁纳足，即与销簿。给钞计钱绢，从便送纳。”从之。
辛未，申严武官程试法。
丁丑，禁解盐入京西界。
己丑，金主还都。左丞相赫舍哩良弼以疾乞致仕，金主慰留；请益力，乃许之，授明安，给丞相俸傔。金主谓宰臣曰：“卿等非不尽心，乃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也。”
良寅，威州蛮寇边，讨降之。
三月，丁未，李彦颖罢为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
金主谓宰执曰：“县令最为亲民，当得贤才用之。比在春水，见石城、玉田两县令，皆年老，苟禄而已。畿甸尚尔，远县可知。”平章政事石琚言：“良乡令焦旭、庆都令李伯达皆能吏。”金主曰：“如卿言，当擢用之。”
己酉，金禁民间创兴寺观。
壬子，以史浩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帝谓浩曰：“自叶衡罢，虚席以待卿久矣。”
己未，以王淮知枢密院事，赵雄参知政事。
辛酉，四川制置使胡元质言：“蜀折科之额，视东南为最重。如夏秋税绢，以田亩所定税钱为率，凡税钱仅及三百，则科绢一匹；不及三百者，谓之畸零，其所输纳，乃理估钱，则准时值。当承平时，每缣不过二贯，兵兴以来，每缣乃至十贯，是一缣而取三倍也。陛下轸念远民重困，每缣裁定作七贯五百，蜀民欢呼鼓舞。然独成都，自淳熙五年为额减放，其它州县，尚仍旧估，请付下约束。”诏：“四川总领所逐同路转运司，取见诸州军未尽数，减放裁减。”
是春，诏会子以一千万缗为一界；寻又诏如川钱引例，两界相会行。
夏，四月，丙寅，以礼部尚书范成大参知政事。
己巳，金主谓宰臣曰：“朕巡幸所至，必令体访官吏臧否。向于玉田，知主簿舒穆噜沓乃能吏也，可授本县令。”
辛未，知绍兴府张律奏支用乘钱四十万贯，应副御前激赏支用，诏令将所献钱为人户代纳今年和买身丁之半。
赐礼部进士姚颖等四百十有七人及第、出身。
己卯，以赵思奉使不如礼，罢起居舍人，仍降二官。
丁亥，诏：“给事中专立一司，看详奏状、札子及陈乞敷奏者；如有利国便民事，并先参订祖宗法，委无违戾，方许上籍。”
五月，甲午朔，知静江府张栻除秘撰，令再任。以栻久任帅阃，绩效有闻也。
庚子，置武学国子员。
右丞相史浩奏：“臣蒙恩俾再辅政，惟尽公道，庶无朋党之弊。”帝曰：“宰职岂当有朋党！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既以名其为党，则安得不结为朋党！朕但取贤者用之，否则去之。且如叶衡既去，人以王正己为其党，朕固留之。以王正己虽衡所引，其人自贤，则知朕不以朋党待臣也。”浩曰：“陛下心如止水，如明镜，贤否皆不得遁，故奸邪不敢名正人以朋党。汉党锢、唐白马之祸，皆人君不明，为郡邪所惑，遂至于此。”帝曰：“汉、唐朋党之祸，大抵皆由主听不明，而其原始于时君不知学。”浩言：“《说命》三篇，专论圣学，如‘终始典于学’，如‘学古训’之类。帝王要道，无先于此。”帝称善。
丙午，金主如金莲川。
丁未，修临安城。
是月，诏：“诸路州县创立场务者，皆罢之。”
六月，庚午，新知南剑州曾植言：“近日公正之道微，请托之风盛。省部之理诉，仓库之出纳，刑狱之决谳，州县之争讼，无一不用关节，而望百司举职，难矣。请戒饬百官内外，皆用公道，毋徇私情。其有不悛，行法自近始。庶几百官各扬乃职。”从之。
金右丞相赫舍哩良弼薨，谥诚敏。
良弼性聪敏忠正，善断决，虽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尽心于国，荐举人材，常如不及。居位几二十年，辅成太平之治，号贤相焉。
乙亥，范成大罢职奉祠，以言者论之也。
甲申，诏翰林学士、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举堪御史者二人。
以给事中钱良臣签书枢密院事。
壬辰，诏侍御史举堪任御史者。
闰月，丙申，赠强霓、强震观察使，仍于西和州立庙，赐额旌忠，以知兴州吴挺言霓守环州，震为军官，并死节不屈也。
丁酉，湖广总领周嗣武奏：“蜀为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间，竭全蜀之力，仅足供给军食。目今历尾虽管钱引八百万道，望轸念蜀民力已疲困，乞存留在蜀，以备非常急阙之需。”帝曰：“甚善。”又奏：“蜀中钱引，自天圣间创始，每界初只一百二十五万馀道，至建炎间，依元符之数，添印至三百七十馀万道，尚未为多。目今见行两界道共四千五百馀万道，较之天圣之初，何啻数十倍！今四川总领所，又有别造钱银会子，接济民间贸易，比折成贯钱引，自是六十三万道。倘岁岁添印，一旦价例减落，则于四川钱引，所系非轻。”帝曰：“蜀中钱引已多，岂可更有增添！”并从之。
大理卿吴交知等奏狱空，奖之。
淮东总领言：“高邮、宝应田，岁被水涝者，昔元祐间发运张论兴筑长堤二百馀里，为涵洞一百八十所，石堰、斗门三十六座，此时疏泄，下注射阳湖，流入于海，故年谷屡登。自残扰之后，尽皆废坏，湖水漫流。请专委官司守令，于农隙之地，官给米募夫，择湖水冲要，建石堰、斗门，并管察堤岸之损缺，修筑填补。”旋命淮东领总叶翥核实以闻。
戊戌，兴州都统吴挺言：“今阶、成、西和、凤州并长举县营田，以三年计之，所得才四万九千馀缗，而所费乃百七万缗。请以其田召民耕佃，将军兵抽还教阅。”从之。
己亥，利州路复分东、西，以吴挺帅西路兼知兴州，知兴元府程价充东路安抚。
辛丑，金赈西南、西北两路饥。
壬寅，置镇江、建康府转般仓。
秋，七月，甲子，太尉、提举万寿观李显忠薨，谥忠襄。
丙子，金主谓宰臣曰：“职官始犯赃罪，容有错误。至于再犯，是无改过之心。自今再犯，不以赃数多寡，并除名。”
八月，甲午，诏曰：“近年谷丝丰收，尚念耕夫蚕妇，终岁勤动，卖钱不足以偿其劳，而郡邑或勿加恤，使倍蓰以输其直，甚亡谓也！其令诸路监司，严戒所部，应民间两税，除折帛折变自有常制外，当输本色者，毋以重价强之折钱。若有故违，按劾置法，可令临安府刻石遍赐诸路监司、帅臣、郡守。”
复制科旧法。
国子博士钱闻诗言：“今日登用武臣，不过于武臣中用有文采者，欲以此激励武勇，恐反怠其素习。将见将帅子弟，必有习文墨，弄琴书，趋时好尚以幸进用者。”帝曰：“若如此，朕安能得人！”
丁酉，诏关外四州增募民兵为忠勇军。
乙巳，金主还都。丙辰，以右丞相完颜守道为左丞相，平章政事石琚为右丞相。
戊午，增铨试为五场，呈试为四场。
九月，壬申，幸秘书省，赐秘书监陈骙、少监郑丙紫章服。
戊寅，赐岳飞谥曰武穆。
癸酉，金以左丞唐古安礼为平章政事。乙亥，以右丞富察通为左丞，参知政事伊喇道为右丞，刑部尚书钮祜禄额特勒为参知政事。
陈俊卿入对。时曾觌以使相领京祠，王抃知閤门事，枢密都丞旨甘昪为入内押班，三人相与盘结，士大夫无耻者争附之。于是郑鉴为馆职，袁枢为宗正，因转对，数为帝言之。俊卿判建康，因过阙，论“觌、抃招权纳赂，荐进人材，而皆以中批行之，此非宗社之福。”且曰：“陛下信任此曹，坏朝廷之纲纪，废有司之法令，败天下之风俗，累陛下之圣德。”帝感其言。
俊卿之在建康也，御前多行白札子，率用左右私人赍送，俊卿因奏曰：“号令出于人主，行于朝廷，布于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间有军国机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则用宝行下，所以信示防伪也。今乃直以白札子处分事宜于数百里之外，其间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附之省部。今白札既信于天下，则它时缓急，或有支降钱物，调发军马，处置边防，干国家大利害事，其间岂能保其无伪！若严重知体之人，必须奏审，则往来之间，或失事机；若庸懦无识之人，即便施行，则真伪不分，岂不误事！况批禀文字，只付差来人，或令回申元承受处，到之与否，不可得知，此于事体尤为非便。”帝降札奖谢之。
冬，十月，戊戌，史浩等上《三祖下第六世仙源类谱》、《仁宗玉牒》。
先是历官推九月庚寅晦，既颁历矣。而金使来贺生辰者，乃以为己丑晦，盖小尽也，于是会庆节差一日。接伴检详官邱崈调护久之，金使乃肯用正节日上寿。盖历官荆大声妄改甲午年十二月为大尽，故后一日也。
乙卯，奏国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王友直，以募兵扰民，降为武宁军承宣使，统制以下夺官有差。军民欢呶者，执送大理寺鞫之。
戊午，封皇孙扩为英国公。
十一月，庚申朔，史浩言：“陛下事亲之懿，如朔望驾朝德寿宫，与夫圣节、冬至、正旦上寿，或留侍终日，或恭请宴游，凡所以尽子之道，以天下养者，皆极其至。宜大书于策，以为万世法。然自陛下登位以来，至是凡十有七年，其间岂无亲闻太上圣训与夫陛下问对玉音！外庭不得而知，史官不得而书。望陛下以前所闻及自今后所得太上圣训，陛下问对玉音，许令辅臣随时奏请，俾之登载日历，或宣付史馆，别为一书，则圣子神孙，得以遵承家法。”从之。
金尚书省奏拟同知永宁军节度使事阿克为刺史，金主曰：“阿克年幼，于事未练，授佐贰官可也。”平章政事唐古安礼曰：“臣等以阿克宗室，故拟是职。”金主曰：“郡守系千里休戚，可不择人，而私其亲耶！若以亲亲之恩，赐与虽厚，无害于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赖焉！”
丙寅，诏：“大理寺所鞫军民喧哄者，并从军法。”史浩言民不可律以军法，不听。复再降王友直为宣州观察使、信州居住。于是浩请罢政，甲戌，罢为少傅，还旧节，充醴泉观使兼侍读。
乙亥，以钱良臣参知政事。
丙子，金尚书省奏：“崇信县令石安节，买车材于部民，三日不偿其直，削官一阶，解职。”金主因言：“凡在官者，但当取其贪污与清白之尤者数人黜陟之，则人自知惩劝矣。夫朝廷之政，太宽则人不知惧，太猛则小玷亦不免于罪，惟当用中典耳。”
丁丑，以赵雄为右丞相，王淮为枢密使。
王希吕缴奏：“浙闽州县推排物力，至于牛畜，亦或不遗。旧法，即无将舍屋、耕牛纽充作家业之文。”敕令所看详：“人户租赁牛畜，虽系营运取利，缘亦便于贫民。乞依所奏，将应民户耕牛、租牛，依绍兴三年五月六日指挥，并与免充家力，行下诸路州县遵守施行。”帝曰：“国以农为本，农以牛为命，牛多则耕垦者广，岂可指为家力，因而科扰？监司常切觉察，如有违戾，按劾闻奏。”
戊寅，诏：“成都一路十六州，除成都自有飞山军及威、茂、雅、嘉州、石泉军系沿边去处兵备不可抽摘外，自馀诸州，各选兵官前去，逐州按试勇壮有武力人，抽摘团结，共取一千人作二队，如李德裕雄边子弟，以雄边军为名。”从胡元质请也。
先是金曹王文学赵承先以奸被杖，除名，既而复用。金主诘之，宰臣言：“由曹王遣人言其干敏，故再任之。”金主曰：“官爵拟注，虽由卿辈，予夺之权，当出于朕。曹王之言尚从之，假皇太子有所谕，则其从可知矣。此事因问始知，所不知者更复几何？且卿等公然受请属，可乎？”金主又尝谕宰臣曰：“往者丞相良弼拟注差除，未尝苟与不当得者，而荐举往往得人，钮祜禄额特勒、伊喇忄造、费摩馀庆皆是也；至于私门请托，绝然无之。”
庚辰，复监司互举法。
丙戌，金吏部尚书乌库哩元忠为御史大夫。元忠尝知大兴府。有僧犯法，皇姑梁国大长公主属使释之，元忠不听。金主闻之，召元忠谓曰：“卿不徇，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复何忧！”
十二月，辛卯，宰臣进监司、郡守除目，帝曰：“郡守得人，则千里蒙福；监司得人，则一路蒙福。卿等遴选其人，不可轻授。”
壬辰，赵彦逾请以南康军诸鱼池为放生池，帝曰：“沿江之民，以鱼为生，今禁之，恐妨民也。”
庚戌，金封皇孙玛达格为金源郡王。
壬子，金群臣奉上大金受命万世之宝。
乙卯，知临安府吴渊请复置西溪栏税，帝曰：“关市讥而不征。去城五十里外，岂可复置栏税！”
是岁，前知雷州李茆奏：“广西盐已行者，曰钞商兴贩也，曰官自搬卖也，然二者利害不可究。且官自搬卖，旧系本路转运司主其事，行之既便，岁课自充，诸州亦无阙乏。自绍兴八年改行钞法，转运司所得仅二分，不能给诸州岁计，至于高折秋苗，民被其害。逐年卖钞所亏之数甚多，陛下灼见其弊，仍旧拨还转运司，均于诸州官搬官卖，尽罢折米招籴之为民害者，止令转运司岁认息钱三十一万贯，自当确守此法，为永久之利。”诏：“户部将广西官搬官卖盐法，申严行下，常切尊守。”
刘珙以属疾请奉祠，未报，请致仕。帝以珙病亟，遣中使挟侍医视之。珙知疾不可为，亟上遗表，首引恭、显、伾、文以为近习用事之戒，且曰：“今以腹心耳目寄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媒其身，将帅倚之以饥其军，牧守倚之以贼其民；朝纲以紊，士气以索，民心以离，咎皆在是。愿亟加黜退，以幸天下。”卒，后谥忠肃。
知庐州舒城县余永锡，坐赃，特贷命，编管封州，仍籍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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