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 > 宋纪一百七十四 > 《理宗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明圣安孝皇帝宝祐三年（蒙古宪宗五年）》 > 拼音版
春，正月，己未，迅雷。先是望夕，内侍董宋臣引西湖妓入禁中，牟子才疏言：“元夕张灯侈靡，倡优下贱，奇技献笑，媟污清禁，此皆董宋臣辈坏陛下素履。今困震霆示威，臣愿圣明觉悟，天意可回。”帝纳其言。
庚申，帝谕辅臣曰：“均州城筑，粮饷既艰，宜先筑龙山。”谢方叔等言：“龙山高险，下瞰旧均，已趣京湖留司调兵修筑。”
壬戌，知澧州赵师简朝辞，言公族世系日衍，尚未增立字号。诏以宗正寺拟“用、宜、季、次、绍”五字于“大、由、交、嗣、甫”字下续之。
甲子，帝谕辅臣曰：“马光祖措置钱楮如何？”谢方叔等言：“监收敝楮，已合事宜，但钱未流通耳。”
秘书危昭德疏言：“国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朘民膏血为己甘腴，民不堪命矣。愿陛下与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实，究安危之本，明诏郡国，申严号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当举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缓其可缓，凡苛赋之肆扰者，易为此时之宽征。固结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
丙寅，皇子忠王禥出阁。
二月，庚午，诏尤火肴免奉朝请，专令精意史事。
乙亥，命李长庚措置襄阳屯田。
给事中王埜言：“国家与蒙古本无深仇，而兵连祸结，皆原于入洛之师，轻启兵端，二三狂徒如赵楷、全子才、刘子澄辈，浅率寡谋，遂致只轮不返。全子才诞妄惨毒，乃援刘子澄例，自陈改正。宜寝二人之命，罢其祠禄，以为丧师误国之戒。”从之。
己卯，两淮制置大使贾似道兴复广陵堡城，以图来上，诏奖之。
庚辰，诏：“宗正少卿岁举宗学官选人一员。”
壬午，都省言：“宣阃入蜀，首议行恤民之政，宜多支籴本以宽民力。”诏拨封桩库十八界会二百万给四川。
己酉，诏：“拨官诰、祠牒、新楮、香盐付临安府守臣马光祖收换敝楮。”
内侍董宋臣干办佑圣观，逢迎帝意，起梅堂、芙蓉阁、香兰亭，豪夺民田，招权纳贿，无所不至，人以董阎罗目之。监察御史洪天锡上言：“天下之患三，曰宦者、外戚、小人。”指宋臣及谢堂、厉文翁也。帝令吴燧宣谕，天锡抗对如初。帝又出御札俾天锡易疏，欲自戒饬之，天锡又言：“自古奸人，虽凭怙其心，未尝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于戒饬，则凭怙愈张，反不若未知之为愈也。”
蒙古皇弟呼必赉征河内许衡为京兆提学。衡从姚枢，得程颐、硃熹之书，慨然以道自任，尝语人曰：“纲常不可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凡丧祭嫁娶，必征于礼，以倡其乡，学者浸盛。是时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衡来，人人莫不喜幸，于是郡县皆建学。
三月，甲辰，诏不许传播边事。
己酉，诏：“沿边屯田，自有课入登羡者，其管干官并推赏。”
癸丑，帝问：“自实之法，施行如何？”谢方叔等曰：“自实即经界遗意，惟当检制使人，宽其限期，行以不扰而已。”时高斯得起为福建转运副使，贻书方叔曰：“《史记》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实田。上临御适三十一年而行自实，异日书之史册，正与秦同。”方叔大愧，旋奏罢之。
以吴渊为观文殿学士、京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
己未，雨土。洪天锡言其象为蒙，请严君子小人之辨，又言修内司为民害，宜治之。
夏，四月，庚午，朝献景灵宫。
蜀郡地震。
癸酉，帝问流民近状，谢方叔对曰：“数年来，流民在江南者，皆已安业。”
丁丑，以陈显伯兼资善堂赞善，陈坚兼直讲。
辛巳，帝谓辅臣曰：“闻刑狱多有冤滥。”谢方叔等曰：“不特冤滥，且有淹滞，当时加申警。”
癸未，考功郎官洪勋轮对，及社衍封还事，帝曰：“朕每谕丞相，事有不可行者缴奏。”
浙、闽大水，洪天锡上言：“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
五月，丙申朔，帝谕辅臣曰：“黄州乃江面要地，郎应飞不胜任，当别选人。”谢方叔曰：“黄州昨除张胜，今尚权鄂州，曷若以厉文翁为之乎？”
甲辰，久雨，以监司，州郡辟书冗滥，申严禁止。
丙午，帝谕辅臣曰：“修筑江岸，军兵不易，闻补工值雨，多不给食，可令特支。”
诏出封桩库十八界会二十万给三衙诸军，赈临安府民户亦如之。
甲寅，赵汝腾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
六月，以枢密院编修镇江丁大全为右司谏。大全面蓝色，为戚里婢婿，夤缘阎妃及内侍卢允升、董宋臣，得宠于帝，由萧山尉累拜是职。时正言陈大方、侍御史胡大昌与大全同除，皆缄默不言。人于其名大旁加点，目为“三不吠犬”。
戊子，洪天锡罢言职。时吴民仲大伦等列诉董宋臣夺其田，天锡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举所移文，谓田属御庄，不当白台，仪鸾司亦牒常平。天锡谓：“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约，若中贵人得以控之，则内外台可废，犹为国有纪纲乎！”乃申劾宋臣及卢允升而枚数其恶，帝犹力护之。天锡又言：“修内司，供缮修而已。比年动曰御前，奸赃之老吏，迹捕之凶渠，一窜名其间，则有司不得举手。狡者献谋，暴者助虐，其展转受害者，皆良民也，愿无使史臣书之曰：‘内司之横自今始。’”疏六七上，留中不报，天锡遂去，诏迁大理少卿。宗正寺丞赵宗嶓移书谢方叔，责其不能止救，方叔甚惭。而谗者又曰：“天锡之论，方叔意也，其去亦方叔挤之。”方叔上书自解，帝终不信。
辛卯，签书枢密院事王埜罢。
秋，七月，癸丑，以吕文德知鄂州，节制鼎、澧、辰、沅、靖五州。
丙申，谢方叔、徐清叟罢，以御史硃应元劾之也。董宋臣、卢允升犹未快，赂人上书力诋洪天锡、谢方叔，且乞诛之，使天下知宰相、台谏之去，出自独断，于内侍无预。
命三省、枢密院机政，令董槐、程元凤轮日当笔。诏曰：“往年二相并命，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吴潜既退，方叔独相，持禄固位，政以贿成，诸子无藉，恬然而不知。天示警戒，臣庶交章，不夺方叔之相权，则是朕躬有罪。尔槐，乐元凤，尚鉴兹哉，毋若方叔之负朕也！”
己未，帝谕辅臣曰：“近来州县赃吏甚多，不可不严其禁令。”董槐言艺祖朝有流窜或杖死者。程元凤曰：“高宗朝必籍记姓名，不复录用。”帝曰：“籍记今可行。”
以谢方叔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
蒙古乌兰哈达自吐蕃进攻西南夷，悉平之。
八月，乙丑朔，以董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程元凤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蔡抗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
丙寅，帝谕辅臣曰：“朕以今日多事，选用卿等，宜一心体国。凡纪纲未振，人材未萃，民生未裕，边备未饬，皆为急务，宜加之意。”
以徐清叟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
庚午，帝谕辅臣曰：“三连事宜及时。”董槐等对曰：“首当以此勉谕诸阃。”帝曰：“阃外之寄，庙堂只当择人，岂可遥制！”槐曰：“前日之病正坐此。”
丙子，以郑性之薨，辍视朝。
戊子，帝曰：“纪纲法度，须当谨守，以革弊例，朝士迁除，各守满岁之法。如先朝臣僚奏请迁转格式，可讨论以闻。”董槐等对曰：“此法固可革躁进之风，但拔擢人材，又不可拘此。”帝然之。
都省言两淮制臣贾似道，调度兵将，攻剿旧海贼兵，生擒伪元帅宋贽，俘获尤众；诏奖之。
辛卯，以应彳繇薨，轰视朝。
九月，己亥，帝谕辅臣曰：“近日施行内侍何郁岂可复留！合与勒停。”董槐等曰：“圣断如此，不惟可以戢奸，亦可以服中外心。”
丙午，帝曰：“近观臣寮奏疏，云事当谋之大臣。朕未尝不与卿等谋，如有未当，且许执奏。卿等亦自相资益。程元凤曰：“臣等虽不敢立异，亦不敢苟同。”
庚戌，诏：“淮哨在境，边防正严，沿江副阃，岂容久虚！已差厉文翁，可趣之任。”
壬子，帝谕辅臣：“赵葵二答刂，言边事不苟。”董槐等曰：“今日事势，不可以安危论，直当以存亡论，亦不须如此忧惧；然必内外协心图之，如范蠡、大夫种分任国事可也。”
甲寅，以陈显伯兼资善堂翊善，皮龙荣兼侍读。
乙卯，帝曰：“楮币何以救之？”董槐请以临安府酒税专收破会，解发朝廷，逐旋焚毁，官司既可通融，民间自然减落。帝然之，曰：“朝廷以为重，则人自厚信。”
董槐言于帝曰：“臣为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何谓三害？”槐曰：“戚里不奉法，一矣。执法大吏久于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检士，三矣。将率不检士，故士卒横，士卒横，则变生于无时。执法擅威福，故贤不肖混淆，贤不肖混淆，则奸邪肆，贤人伏而不出。亲戚不举法，故法令轻，法令轻，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废，愿自今除之。”于是嫉槐者众矣。
冬，十月，庚午，诏：“拨封桩库会子一十三万，犒殿、步司教阅精勇军，其衣装器械悉从官给。”
癸未，诏：“永蠲绍兴府和买绢。”
蒙古张柔会大师于符离，以百丈口为宋往来之道，可容万艘，遂筑甬道，自亳而南六十馀里，中为横江堡。又以路东六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栅水中，密置侦骑于所达之路。由是鹿邑、宁陵、考城、柘城、楚丘、南顿无宋患，陈、蔡、颍、息粮无不达。
十一月，乙未，皮龙荣进对，帝语及资善堂事，龙荣对曰：“忠王天资过人，若无他嗜好，倍加保养，尤为有益。儒臣尽职分于外，望陛下以身教之于内。”龙荣预知忠王意向，亦兼以讽帝也。
初，女冠知古得幸，其侄吴子聪夤缘以进，得知閤门事。牟子才缴奏曰：“子聪依凭城社，势焰薰灼，以官爵为市，搢绅之无耻者辐凑其门，公论素所切齿，不可用。”帝曰：“子聪之除，将一月矣，乃始缴驳，何也？可即为书行。”子才曰：“文书不过百刻，此旧制也。今子聪录黄二十馀日乃至，后省盖欲俟其供职，使臣不得缴之耳。给舍纪纲之地，岂容此辈行私于其间！”于是子聪改知澧州，待次。子才亦力求去，出知太平州。
十二月，甲申，帝谕辅臣曰：“蜀报敌势颇重，间虽小捷，未闻有敢与一战者，宜大明赏罚以激劝之。”丁亥，又谕辅臣曰：“朝士有蜀人晓边事者，可令条具备御之策，参考用之。”
是岁，蒙古马步军都元帅兼领尚书省事察罕卒，追封河南王，谥武宣。
蒙古皇弟呼必赉，遣董文用招金故臣栾城李冶，且曰：“素闻仁卿学优才赡，潜德不燿，久欲一见，其勿它辞。”仁卿，冶之字也。冶至，皇弟问金南迁后居官者孰贤，冶对曰：“险夷一节，唯完颜仲德。”又问完颜哈达及布哈何如，对曰：“二人将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问魏征、曹彬何如，对曰：“征忠谋谠论，知无不言，以唐诤臣观之，征为第一。彬伐江南，未尝妄杀一人，拟之方叔、召虎可也，汉之韩、彭、卫、霍，在所不论。”又问今之臣有如魏征者乎，对曰：“今世侧媚成风，欲求魏征之贤，实难其人。”又问今之人材贤否，对曰：“天下未尝乏材，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理势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珰、王鹗、李献卿、蓝光庭、赵复、郝经、王博文等，皆有用之才，又皆贤王所尝聘问者，举而用之，何所不可，特恐用之不尽耳。然四海之广，岂止此数子哉！王诚能旁求于外，将见集于明庭矣。”又问天下当何以治之，对曰：“夫治天下，难则难于登天，易则易于反掌。盖有法度则治，控名责实则治，进君子、退小人则治。如是而治天下，岂不易于反掌乎？无法度则乱，有名无实则乱，进小人、退君子则乱。如是而治天下，岂不难于登天乎？且为治之道，不过立纪纲、立法度而已。纪纲者，上下相维持；法度者，赏罚示惩劝。今则大官小吏，下至编氓，皆自纵恣，以私害公，是无纪纲也。有功者未必得赏，有罪者未必被罚，甚则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获宠，是无法度也。法度废，纪纲坏，天下不变乱，已为幸矣。”又问昨地震何故，对曰：“天裂为阳不足，地震为阴有馀。夫地道，阴也，阴太盛则变常。今之地震，或奸邪在侧，或女谒盛行，或谗慝交至，或刑罚失中，或征伐骤举，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之爱君，如爱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若能辨奸邪，去女谒，屏谗慝，慎刑罚，慎征讨，上当天心，下协人意，则可转咎为休矣。”皇弟深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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