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民國·魯迅 ┋ 閱讀:2510
虛生虛生：《猛進》周刊主編徐炳昶的筆名。《猛進》是當時一種有進步傾向的政論性刊物，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創刊於北京，出至第五十三期停刊。先生所做的時事短評中，曾有一個這樣的題目：“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氣”（《猛進》十九期）。誠然，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麽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別一方面——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至於說對外卻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視”問題去：先既不敢，後便不能，再後，就自然不視，不見了。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群人圍著呆看，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發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並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這閉著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於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費話，就有“不合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呸！我並未實驗過，但有時候想：倘將一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拋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將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拖到曠野的黑夜裏，大概隻好閉了眼睛，暫續他們殘存的舊夢，總算並沒有遇到暗或光，雖然已經是絕不相同的現實。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他於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於有“終身之約”。但約定之後，也就有了難關。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和戲曲或小說上尚不失為美談（自然隻以與終於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實際卻不容於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離異。明末的作家明末的作家：指明代末年寫才子佳人小說的那些作家，如著《平山冷燕》的荻岸山人等。便閉上眼睛，並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說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這大帽子來一壓，便成了半個鉛錢也不值，問題也一點沒有了。假使有之，也隻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決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來有人以為新詩人的做詩發表，是在出風頭，引異性；且遷怒於報章雜誌之濫登。殊不知即使無報，墻壁實“古已有之”，早做過發表機關了；據《封神演義》，紂王已曾在女媧廟壁上題詩，那起源實在非常之早。報章可以不取白話，或排斥小詩，墻壁卻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還有破磁可劃，粉筆可書，真是窮於應付。做詩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卻要隨時發表，雖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難以杜絕的罷。）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鬥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鬥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無疑了。至於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裏一一註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然而後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haeckel）赫克爾（1834—1919）：通譯海克爾，德國生物學家。這裏所引他的話，見他的著作《宇宙之謎》第四章《我們的胚胎史》。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
“作善降祥”的古訓，六朝人本已有些懷疑了，他們作墓誌，竟會說“積善不報，終自欺人”的話。但後來的昏人，卻又瞞起來。元劉信將三歲癡兒拋入蘸紙火盆，妄希福佑，是見於《元典章》《元典章》：即《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前集六十卷，新集不分卷。內容系匯輯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年）至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間的法令文牘。（按：劉信的事載該書第五十七卷。）的；劇本《小張屠焚兒救母》《小張屠焚兒救母》：元代雜劇，無名氏作。見《古今雜劇》。卻道是為母延命，命得延，兒亦不死了。一女願侍痼疾之夫一女願侍痼疾之夫：見《醒世恒言》第九卷《陳多壽生死夫妻》。魯迅所說後來改作的，大概是指清代宣鼎《夜雨秋燈錄》第三卷中的《麻瘋女邱麗玉》。，《醒世恒言》中還說終於一同自殺的；後來改作的卻道是有蛇墜入藥罐裏，丈夫服後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經作者粉飾，後半便大抵改觀，使讀者落誣妄中，以為世間委實盡夠光明，誰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嶽飛的被殺，便隻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嶽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了。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隻去贊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卻隻顧歌詠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滬漢烈士的追悼會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六月十一日漢口群眾的反帝鬥爭也遭到英帝國主義及湖北督軍蕭耀南的鎮壓。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各界數十萬人遊行示威，並在天安門召開滬漢烈士追悼會。有人在會場設立一座兩丈四尺高的木質靈位，懸掛著三丈六尺長的挽聯，上寫“在孔曰成仁在孟曰正命”“於禮為國殤於義為鬼雄”；指揮臺正中的白布橫額上，寫有“天地正氣”四個醒目的大字。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也就是和我們的先輩走著同一的路。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這是互為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為上，就不必說；否則，當參入別的東西，或水或堿去。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隻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
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贊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隻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著。
沒有沖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三日《語絲》周刊第三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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