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 > 宋纪七十九 > 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元祐元年（辽大安二年。丙寅，一零八六年）

春，正月，庚寅朔，诏改元。

辛卯，辽主如混同江。

承议郎、守起居舍人邢恕，尝教高公绘上书，乞尊礼硃太妃，为高氏异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绘问曰：“汝不识字，谁为汝作此书？”公绘不敢讳。言者又论恕游历权贵，不自检慎。甲午，谪恕，以本官权发遣随州。时恕已除中书舍人，于是罢其新命，并黜之于外。

甲辰，王岩叟奏：“自冬不雪，今涉春矣，旱为灾，变异甚大。陛下于天下之大害，朝中之大奸，已悟而复疑，将断而又止。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阴困生民，茶盐之法，流毒数路。大奸莫如蔡确之阴邪险刻，章惇之谗欺狼戾。陛下乃容而留之，此天心之所以未祐也。”

丁未，以集贤校理黄廉为户部郎中。先是廉提举河东路保甲凡六年，司马光闲居，往来河、洛间，闻其治状，吕公著亦言河东军与边民德之，遂有是除。

诏回赐高丽王鞍马、服带、器币有加。

罢陕西、河东元丰四年后凡缘军兴增置官局。

己酉，五国诸部长贡于辽。

辛亥，硃光庭言：“察确、章惇、韩缜，不恭、不忠、不耻。议论政事之际，惇明目张胆，肆为辨说，力行丑诋。确则外示不校，中实同欲，阳为尊贤，阴为助邪。缜则每当议论，亦不扶正，唯务拱默为自安计。愿罢去确等柄任，别进忠贤以辅圣治。”不报。

癸丑，太皇太后躬诣中太一宫、集禧观祈雨。

辽主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

丙辰，太皇太后诏曰：“原庙之立，所从来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即祠宫，并建寝殿以崇严祖考，其孝可谓至矣。今神宗既已开祔，于故事当营馆御以奉神灵。而宫垣之东，密接民里，欲加开展，则惧成烦扰；欲采搢绅之议，皆合帝后为一殿，则虑无以称神宗钦奉祖考之意。闻治隆殿后有园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庙。吾万岁之后，当从英宗皇帝于治隆，上以宁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臣民之心，不亦善乎！”

帝幸相国寺祈雨。

时新法多所厘革，独免役、青苗、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司马光以疾谒告，凡十有三旬，不能出，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移书三省曰：“今法度宜先更张者，莫如免役钱。光见欲具疏奏闻，若降至三省，望诸公协力赞成。”又手书与吕公著曰：“光自病以来，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唯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晦叔矣。”中书舍人范百禄言于光曰：“熙宁免役法行，百禄为咸平县，开封罢遣衙前数百人，民皆欣幸。其后有司求羡馀，务刻剥，乃以法为病。今第减助免钱额以宽民力可也。”光不听。

二月，辛酉，以河决大名，坏民田，艰食者众，诏安抚使韩绛询访赈济。

乙丑，命蔡确提举修《神宗实录》，以邓温伯、陆佃并为修撰官，林希、曾肇并为检讨官。

诏权罢修河，放诸路兵夫。

先是司马光奏：“免役之法有五害：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挈家亡去，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柘以求钱纳官，其害四也。提举常平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其害五也。为今之计，莫若降敕，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以前旧法定差。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向有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议作助役法。今衙前陪备少，当不至破家；若犹虑力难独任，即乞依旧于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业者，并令随贫富等第出助役钱，遇衙前重难差遣，即行支给。然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指挥降诸路转运使下诸州县，限五日内县具利害申州，州限一月申转运司，司限一季奏闻，委执政官参详施行。”是日，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得旨依奏。

丁卯，诏：“侍从各举堪任监司者二人，举非其人有罚。”

韩维言：“光禄大夫致仕范镇，在仁宗朝着开建储之议，而镇未尝以语人，人亦莫为言者，故恩赏独不及镇。伏望特降明诏，褒显厥功。”于是具以镇十九疏上之。己巳，拜镇端明殿学士，致仕，仍以其子百揆为宣德郎。

庚午，禁边民与夏人为市。

辛未，以侍御史刘挚为御史中丞。

诏：“起居舍人依旧制不分记言动。”

武威郡王栋戬卒，以其养子阿里骨为河西军节度使，封宁塞郡公。阿里骨严峻刑杀，其下不遑宁。诏饬以推广恩信，副朝廷所以封立、前人所以付与之意。

司马光奏复差役法，既得旨，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两县差一千馀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其实也。

癸酉，以监察御史王岩叟为左司谏。

右司谏苏辙始供职，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于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邪正盛衰之源，未必不始于此。昔真宗奖用正人，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之徒，既以谏诤显名，忠良之士，相继而起。及耄期厌事，丁谓乘间将窃国命，而风俗已成，无与同恶，谋未及发，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论，一付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故虽人主宽厚，而朝廷之间无大过失。及先帝嗣位，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诲、范镇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台谏有以一言及者，皆纷然逐去，由是风俗大败。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渐，始于台谏，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使风俗一定，忠言日至，则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甲戌，御迩英阁，侍读韩维言：“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辄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

丙子，司马光言：“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为改更，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章惇取光所奏，凡疏略未尽者，枚举而驳奏之，又尝与同列争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之害。如役法者，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矣。”吕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惇言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大体。乞选差近臣三四人，专切详定奏闻。”

庚辰，夏国遣使来贡。

辛巳，宝文阁待制、刑部侍郎蹇周辅，坐变湖南盐法，抑勒骚扰，落职，知和州。

苏轼言于司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

初，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致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光为相，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轼独以实告，而光不悦。轼又陈于政事堂，光色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尝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邪！”光笑而谢之。范纯仁与光素厚，谓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且宰相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设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叹曰：“以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

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吕惠卿所建新法，刬革略尽。或谓光曰：“熙、丰旧臣，多憸巧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卫尉丞毕仲游遗光书曰：“昔王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财者无不举。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盖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散敛变置之法，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废罢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罢蠲去者皆可复行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馀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新法永可罢而无敢议复者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数十，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后竟如其虑。

是月，辽主驻山榆淀。

闰月，己丑朔，王岩叟入对，言：“祖宗遗戒不可用南人。如蔡确、章惇、张璪皆南人，恐害于国。”帝曰：“为是旧臣。”岩叟曰：“孰非旧臣？”帝曰：“近日颇旱。”岩叟曰：“以圣德如此，无致灾变之理；唯政府有此人，所以致旱也。”

庚寅，尚书左仆射蔡确罢。山陵使事毕，确犹偃蹇于位，于是刘挚、王岩叟、孙觉、苏辙、硃光庭弹章交上十数。确浸不自安，遂连表乞解机务，表词有曰：“收拔当世之耆老以陪辅王室，蠲省有司之烦碎以慰安民心，严边备以杜强邻之窥觎，走轺传以察远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扬先帝之惠泽，厉公平之大道以合众志之异同。”其高自矜伐如此。孙觉、苏辙愈不平，复上疏论之，疏曰：“自法行以来，民力困敝，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寝疾弥留，灼知前事之失，亲发德音，将洗心自新，以合天意；此志不遂，奄弃万国。是以皇帝践阼，圣母临政，奉承遗旨，罢导洛，废市易，捐青苗，止助役，宽保甲，免买马，放修城池之役，复茶盐铁之旧，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五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命令所至，细民鼓舞相贺。今小臣既经罢黜，至于大臣则因而任之，臣窃惑矣。确所上表，虽外逼人言，若欲求退，而论功攘善，实图自安。所云收拔当世之耆艾以陪辅王室，臣谓当世之耆艾，乃确昔日之所抑远者也。所云蠲省有司之烦碎以慰安民心，臣谓有司之烦碎，乃确昔日创造者也。此二事，皆确为政无状，以累先帝之明；非陛下卓然独见，谁能行此？确不自引咎，反以为功，则是确等所造之恶皆归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归于确也。”时司马光、吕公著进用，蠲除烦苛，确言皆己所建白，公论益不容，太皇太后犹不忍遽斥。至是始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寻改毫州。

以门下侍郎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光以疾方赐告，不能入谢，帝遣阁门副使赍告印至其家赐之，光辞。疾稍间，将起视事，诏免朝觐，以肩舆三日一入都堂或门下尚书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光肩舆至内东门，子康扶入对小殿，且命无拜，光惶恐，请对延和殿。诏许乘肩舆至崇政殿，垂帘日引对，馀依前降指挥。光入对，再拜，遂退而视事。王安石时已病，弟安礼以邸吏状示安石，安石曰：“司马十二丈作相矣！”怅然久之。

诏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详定役法以闻，从吕公著言也。

壬辰，以尚书左丞吕公著为门下侍郎。

命司马光提举编修《神宗实录》。

丙申，诏：“提举官累年积蓄，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

丁酉，王岩叟入对，言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则奸人有以迎意进说。又奏乞察贤不贤而去留之，若贤者留，不贤亦留，则贤者耻而不乐为用。又奏两宫垂帘，杜绝内降，太皇太后曰：“此事必无，不须忧也。”

癸卯，刘挚言：“保甲罢团教，臣窃有私忧过计者。夫乡野之民，其性易于转习。今之保甲，衣必华细，食必酒肉，固已变其向者布麻粗粝之习矣；群聚而笑喧，奋臂而矜勇，固已移其椎鲁劳苦之习矣。臣愚以为宜有法以敛制之。凡保甲之技艺，强弱高下，州县皆有等籍，今案取优等，愿为兵者刺以为本州禁军，自馀中下等，亦依近制募充弓手、刀手、耆壮、户长之役。”苏辙言：“河北之民，喜为剽劫，近岁创为保甲，驱之使离南亩，教之使习凶器。今虽已罢，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复执锄，酒肉之口不可以复菇蔬，既无所归，势必为盗。臣愿于元丰库或内藏库乞钱三十万贯，为招军例物，选文武臣僚有才干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于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为禁军，随其人才，以定军分。上为先帝收恩于既往，下为社稷消患于未萌。”

刘挚言：“知枢密院章惇，素无才行。近者差役之复，乃三省同枢密进呈，惇果有所见，当即敷陈讲画，今敕命宣布，始退而横议。惇非不知此法之是与非也，盖宁负朝廷而不忍负王安石，欲存面目以见安石而已。”

甲辰，刘挚言：“臣伏见户部尚书曾布，在熙宁初，王安石托以腹心，故其政皆出于布之谋，其法皆造于布之手。臣时为御史，曾以此告之先帝曰：‘大臣误朝廷，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盖指布辈也。”

硃光庭奏：“今日庙堂之上，司马光未出，唯有吕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馀皆奸邪。伏望圣慈早进范纯仁，庶得贤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辅圣政。”

丙午，以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为校书郎，用王岩叟荐也。

庚戌，诏：“英州编管人郑侠特放自便，仍除落罪名，尚书吏部先咨注旧官，与合入差遣。”从监察御史孙升、左司谏苏辙所奏也。

辛亥，知枢密院事章惇罢。司马光、吕公著改更弊事，惇与蔡确在位，窥伺得失，惇尤以谑侮困光，台谏交章疏其罪，未报。已而惇复与光帘前争论喧悖，至曰它日安能奉陪吃剑，太皇太后怒。于是刘挚奏言：“惇佻薄险悍，谄事王安石，以边事欺罔朝廷，遂得进用。及安石补外，又倾附吕惠卿，夤缘至于执政。以强市两浙民田及寄语台官等事为言路所击，而先帝益薄其为人。黜人未几，复为蔡确所引，以至今日。夫去恶莫如尽，陛下既去确而今尚留惇，非朝廷之利。乞正其横议害政、强愎慢上之罪。”王岩叟奏言：“惇廉隅不修，无大臣体，每为俳谐俚语，侵侮同列。谏官孙觉尝论边事，不合惇意，而惇肆言于人，云议者可斩，中外闻之，无不骇愕，自古未尝有大臣敢出此语胁谏官者。陛下诏求直言，而惇斥上书人为不逞之徒，其意不欲陛下广聪明也。陛下登用老臣旧德，而惇亦指为不逞之徒，其意不喜陛下用正人也。今复于帘前争役法，辞气不逊，陵上侮下，败群乱众，盖见陛下用司马光作相，躁忿忌嫉，所以如此。伏乞罢免以慰天下之望。”惇遂罢，以正议大夫知汝州。

甲寅，诏：“侍从、御史、国子司业各举经明行修可为学官者二人。”

乙卯，以同知枢密院事安焘知枢密院事，试吏部尚书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权给事中王岩叟言：“安焘资材阘茸，器识暗昧，旧位且非所据，况可冠洪枢、颛兵柄！所有画黄，谨缴进。其范纯仁除命，伏乞分为别敕行下。”苏辙、孙觉、刘挚亦相继论焘不当骤迁。

丙辰，罢诸州常平管句官。

丁巳，安焘辞免新命。敕黄付王岩叟书读，岩叟又封还。

诏：“放免内外市易钱并坊场净利钱。”又诏：“已前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

三月，己未，王岩叟言：“陛下用范纯仁虽骤，何故无一人有言？盖赏贤也。一进安焘，则谏官、御史交章论奏，盖非公望所与也。臣两次论驳，窃闻已有指挥，门下省更不送给事中书读，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夺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夺；身可忘也，而爱君之心不可忘。陛下既重改成命，则愿差官权给事中，以全孤臣之守。”

庚申，刘挚言：“安焘、范纯仁告命不由给事中，直付所司，陛下自堕典宪，使人何所守乎！”不报。

详定役法所言：“乞下诸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从之。

王安石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

壬戌，司马光言：“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为今日计，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学者博观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春秋》止用《左氏传》，其公羊、穀梁、陆淳等说，并为诸家。《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皆须习《孝经》、《论语》。”光以奏稿示范纯仁，纯仁答光曰：“《孟子》恐不可轻。且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莅众之义。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之，不可者更俟诸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矣。”光欣然纳之。

戊辰，苏辙言：“陛下用司马光为相，而使韩缜以屠沽之行与之同列，以臣度之，不过一年，缜之邪计必行，邪党必胜，光不获罪而去，则必引疾而避矣。去岁北使入朝，见缜在位，相顾反臂微笑。缜举祖宗七百里之地，无故与之。闻契丹地界之谋，出于耶律用正，今以为相。彼以辟国七百里而相用正，朝廷以蹙国七百里而相缜，臣愚所未谕也。

辛未，以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常，文士，少吏干，或疑其不胜任，以问司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计，则天下知朝廷非急于征利，贪吏掊克之患，庶几少息矣”

以中书舍人胡宗愈为给事中，起居舍人苏轼为中书舍人。

军器监丞王得君言：“臣僚上章与议改法，但许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内出手诏曰：“予方开广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无状若此，可罢职与外任监当。”得君于是谪监永城县仓。

诏：“毋以堂差冲在选已注官。”

置诉理所，许熙宁以来得罪者自言。

命太学官试，司业、博士主之，如春秋补试法。

壬申，诏：“安焘坚辞知枢密院事，特依所乞，仍同知枢密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

癸酉，置开封府界提点刑狱一员。

女真贡良马于辽。

乙亥，罢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司。

己卯，复广济河辇运。

辛巳，诏：“民间疾苦当议宽恤者，监司具闻。”

以校书郎程颐为崇政殿说书，从司马光言也。颐进三答刂，其一曰：“陛下春秋方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乞遴选贤士入侍劝讲，讲罢，常留二人直日，夜则一人直宿，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其二曰：“三代必有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臣以为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应宫人、内臣，并选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须质朴；及择内臣十人，充经筵祗应，以伺候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其三曰：“窃见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乞今后特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

颐每以师道自居，其侍讲，色甚庄，言多讽谏。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蚁，问：“有是乎？”帝曰：“有之。”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尝凭栏偶折柳枝，颐正色曰：“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帝不悦。

御史吕陶言：“司农少卿范子渊，在元丰时提举河工，糜费巨万，护堤厌埽之人，溺死无算，而功卒不成，乞行废放。”于是黜知峡州，制略曰：“汝以有限之财，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诸必死之地。”中书舍人苏轼词也。

夏，四月，己丑，右仆射韩缜罢。先是台谏前后论缜过恶甚众，皆留中不报。太皇太后宣谕孙觉、苏辙曰：“进退大臣，当存国体。缜虽不协人望，要须因其求去而后出之。”刘挚等攻之益急，缜遂乞出，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内批：“缜自以恐妨贤路，故乞出外，视矜功要名而去者，缜为得进退之体，宜于制词中声说此意。”矜功要名，盖指蔡确、章惇也。

诏太师致仕文彦博肩舆赴阙，令河南津置行李。

先是司马光除左仆射，固辞以疾，乞召用彦博。范纯仁亦以彦博老成，劝帝召致之。及将罢韩缜，太皇太后以御札付光，欲除彦博太师兼侍中、行右仆射事。光奏：“彦博官为太师，年八十一，臣后进而位居其上，非所以正大伦也。”不听。

庚寅，苏辙言：“礼部欲复诗赋，司马光乞以《九经》取士，二议并未施行。乞先降指挥，明言来年科场一切如旧，但所对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不专用王氏之学，仍罢律义，然后徐议，更未为晚也。”

辛卯，司马光乞“令提点刑狱司指挥逐县令佐，体量乡村人户有阙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报，即将本县义仓及常平仓米谷直行赈济。夏秋成熟，令随税送纳，毋得收息。令佐有能用心存恤，民不流移者，优与酬奖；否则取勘闻奏。”从之。

辛卯，诏：“诸路旱伤，蠲其租。”

壬辰，以旱虑囚。

癸巳，特进、荆国公王安石卒，年六十有六。

安石性强忮，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馀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安石著《日录》七十卷，如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范镇、吕诲、苏轼及一时之贤者，皆重为诋毁，晚居金陵，于钟山书室多写“福建子”三字，盖恨为吕惠卿所误也。及卒，司马光于病中闻之，亟简吕公著曰：“介甫文章节义，颇多过人，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其不修怨如此。

戊戌，辽主北幸，遣使加统军使及静化军节度使爵秩，仍赐赍诸军士。

辛丑，诏：“执政大臣各举可充馆阁者三人。”

壬寅，诏：“文彦博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以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太皇太后欲用彦博为右相，刘挚、王觌并言彦博春秋高，不可为三省长官。硃光庭亦三上章，以为：“彦博师臣，不宜烦以吏事。若右相，则吕公著、韩维、范纯仁皆可为之。”帝问司马光，光对曰：“若令彦博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亦足尊老成矣。”又言宜为右相者莫如吕公著，帝皆听之。又诏：“彦博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辅臣议事；如遇有军国机要，即不限时日，并令入预参决。”

先是执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吏目抱文书历诸厅白之，故为长者得以专决，同列难尽争也。光尝恳蔡确，欲数会议，庶各尽所见，而确终不许。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长贰并得议事，遂为定制。

乙巳，诏户部裁冗费，著为令。

黜内侍李宪等于外。

刘挚言：“宦者李宪，贪功生事，渔敛生民膏血，兴灵、夏之役，首违师期，乃顿兵兰州，遗患今日。王中正将兵二十万出河东，逗留违诏，精卒劲骑，死亡殆尽。宋用臣董大工役，侵陵官司，诛求小民，夺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领皇城司，纵遣伺者，飞书朝上则墓入狴犴，朝士都人相顾以目者殆十年。此四人者，权势烽焰，张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镇厌，不然，其为祸岂减汉、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为言。诏并降官，宪、中正、得一提举宫观，用臣监太平州税务。

辛亥，文彦博入对，命其子贻庆扶掖上殿，赐贻庆金紫章服。

扬王颢、荆王頵并特授太尉。

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武各举所知，以勉厉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若所举人违犯名数，必坐举主毋赦。于是诏：“自今凡遇科举，令升朝官各举经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与升甲。罢谒禁之制。”

知诚州周士隆抚纳谿峒民一千三百馀户，赐士隆银帛。

癸丑，三省言：“尚书六曹，职事闲剧不等，今欲减定，以主客兼膳部，职方兼库部，都官兼司门，屯田兼虞部，定为三十五员。”又言：“常平奏春秋敛散，以陈易新，及岁饥赈贷，主司并依法推行。降贷常平钱谷，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并纳者，止出息一分。”并从之。

五月，丁巳朔，以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韩维为门下侍郎。

罢诸路重禄，复熙宁前旧制。

辽自马群太保萧托辉括群牧实数以定籍，厥后柬册国岁贡千匹，女真诸国及铁骊诸部岁贡良马，仍禁朔州路鬻羊马于南朝，吐浑、党项鬻马于西夏，以故牧马蕃息，多至百有馀万。辽主赏群牧官，以次进阶。

庚申，夏国遣使来贺即位。

壬戌，诏侍从、台官、监司各举县令一人。

丁卯，刘挚上疏曰：“学校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从出，非行法之所。虽群居众聚，帅而齐之，不可无法，亦有礼义存焉。先帝养士之盛，比隆三代。然太学屡起狱讼，有司缘此造为法禁，烦苛甚于治狱，条目多于防盗，上下疑贰，以求苟免。尤可怪者，博士、诸生禁不相见，教谕无所施，质问无所从，月巡所隶之斋而已。斋舍既不一，随经分隶，则又《易》博士兼巡《礼》斋，《诗》博士兼巡《书》斋，所至备礼请问，相与揖诺，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请，以杜贿赂。学校如此，岂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愿罢其制。”戊辰，诏孙觉、顾临、程颐同国子监长贰修立太学条制。

己巳，幸扬王、荆王第，官其子九人。

乙亥，苏辙言：“前参知政事吕惠卿，诡变多端，见利忘义。王安石初任执政，以为心腹，青苗、助役，议出其手。韩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当时执政皆闻德音，安石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为小官，自知失势，上章乞对，力进邪说，荧惑圣听，巧回天意。身为馆殿，摄行内侍之职，亲往传宣，以起安石，肆其伪辨，破难琦说，仍为安石画劫持上下之策。自是诤臣吞声，有职丧气，而天下靡然矣。至于排击忠良，引用邪党，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后又建手实簿法，尺椽寸土，检括无遗，鸡豚狗彘，抄答刂殆遍，小民怨苦，甚于苗役。又因保甲正长，给散青苗，结甲赴官，不遗一户，上下骚动，不安其生，遂至河北人户流移。旋又兴起大狱以恐胁士人，如郑侠、王安国之徒，仅保首领而去。其心本欲株连蔓引，涂污公卿，独赖先帝仁圣，每事裁抑，故不得穷极其恶。既而惠卿自以赃罪被黜，于是力陈边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变军制，杂用蕃、汉，违背物情，坏乱边政。西戎无变，妄奏警急，擅领大众，涉入戎境，竟不见敌，迁延而归，恣行欺罔，立石纪功。自是戎人怨叛，边鄙骚扰，河、陇困竭，海内疲劳。永乐之败，大将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荐擢任，始终协议，遂付边政；败声始闻，震动宸极，驯致不豫。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反眼相噬。始，安石罢相，以执政荐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复用，遂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以抳其归。安石觉之，被召即起，迭相攻击，期至死地。安石之党，言惠卿使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钱置田产等事，朝廷遣蹇周辅推鞫，狱将具而安石罢去，故事不复究，案在御史，可履视也。惠卿发安石私书，其一曰“无使齐年知”，齐年者，冯京也，先帝犹薄其罪；惠卿复发其一曰“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肝，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间。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录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随相抉擿，不遗馀力。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惠卿用事于朝廷，首尾十馀年，操执威柄，凶焰所及，甚于安石。乞陛下断自圣意，略正典刑，追削官职，投畀四裔。”

诏特赠吕诲通议大夫，子由庚与堂除合入差遣，以刘挚、吕大防、范纯仁言其触忤时宰，谴死外籓故也。

辽主驻纳葛泺。

戊寅，辽宰相梁颖出知兴平府事。

壬午，诏：“文彦博已降旨令独班起居，自今赴经筵都堂，凡同三省、枢密院奏事，并序官位在宰相上。”

乙酉，监察御史上官均言：“今之议者，必以为往时之散青苗，出于抑配，故有前日之弊；今则募民之愿取者然后与之，而有司又不以多散为功，在民必以为便。臣以为不然。今天下民，十室之中，资用匮乏者六七，诱以青苗之利，无知之民，不暇远计，必利一时之得，纷然趋赴。虽曰不强抑配，然而散敛追呼督促之烦，道涂往来之费，轻用妄费，贱售谷帛之患，未免如前日也。故臣愿行闰二月八日诏书，罢去青苗法，复常平昔年平粜之法，兹万世之通利也。”

是月，辽放进士张毂等二十六人。

六月，丁亥朔，辽以左伊勒希巴耶律坦为特里衮，知枢密院事耶律额特勒兼知伊勒希巴事。

戊戌，诏：“自今科场程试，毋得引用《字说》。”从林旦言也。

癸卯，辽遣使案诸道狱。时景州刺史耶律俨入为御史中丞，案上京滞狱，多所平反，擢同知宣徽院事、提点大理寺。

甲辰，置《春秋》博士。

资政殿大学士、正议大夫、提举嵩山崇福宫吕惠卿落职，降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苏辙、刘挚、王岩叟相继论惠卿罪恶，故有是命。

监察御史韩川言：“市易之设，虽曰平均物直，而其实不免货交以取利，又所收不补所费。请结绝见在物货，画日更不收买。”从之。

右正言王觌言：“先帝令常平钱斛存留一半，遇谷贵减市价出粜，成熟时增市价收籴，务在平谷价而已。郡县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于为利，故于青苗新令则竞务力行，于粜籴旧条则仅同虚设。伏望朝廷罢散青苗钱，行旧常平仓法，以成先帝之素志。”

辽以同知南京留守事耶律诺音知右伊勒希巴事。

乙巳，准布部长朝于辽，辽主命燕国王延禧相结为友。

丙午，王岩叟、硃光庭、苏辙、王觌言：“吕惠卿责授分司南京，不足以蔽其罪。臣等岂不知降四官、落一职为分司，在常人不为轻典乎？盖以尧之四凶，鲁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当复用常法制也。”

戊申，吏部尚书孙永等请以富弼配神宗庙庭，诏从之。初议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吴充，太常少卿鲜于侁曰：“勋德第一，唯富弼耳。”

辽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阿苏兼知北院大王事。

庚戌，太白昼见。

辛亥，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从王岩叟等四人所奏也。苏轼草制词，有曰：“先帝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以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又曰：“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天下传诵称快焉。

甲寅，诏曰：“先帝讲求法度，爱物仁民，而搢绅之间，不能推原本意，或妄生边事，或连起犴狱，久乃知弊。此群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惩革，整饬风俗，修振纪纲，盖不得已。况罪显者已正，恶钜者已斥，则宜荡涤隐疵，阔略细故。应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状者，一切不问，言者勿复弹劾。”

始，邓绾谪滁州，言者未已。太皇太后因欲下诏慰存反侧，吕公著以为宜然，遂从之。或谓公著曰：“今除恶不尽，将遗患它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网漏吞舟。且人才实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邪！”

复置通利军。

乙卯，程颐上疏曰：“今讲读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职，独臣不领别官，近差修国子监条例，是亦兼也，乃无一人专职辅导者。执政之意，盖惜人材，不欲使之闲尔，又以为虽兼它职，不妨讲读，此尤不思之甚也。古人斋戒而告君，臣前后两得进讲，未尝敢不宿斋戒，潜思存诚，觊感动于上心。若使营于职事，纷其思虑，待至上前，然后善其辞说，徒以颊舌感人，不亦浅乎？今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罢，且乞免臣修国子监条例，俾臣夙夜精思竭诚，专在辅导。”颐一日讲“颜子不改其乐”，既毕文义，乃复言曰：“陋巷之士，仁义在躬。人主崇高，奉养备极，苟不知学，安能不为富贵所移！且颜子，王佐才也，而箪食瓢饮；季氏，鲁国蠹也，而富于周公。鲁君用舍如此，非后世之鉴乎？”文彦博、吕公著等入侍，闻其讲说，辄相与叹曰：“真侍讲也！”

彦博对帝恭甚，或谓颐曰：“君之倨，视潞公如何？”颐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颐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此颐与潞公所以不同也。”

是月，夏主遣使来求兰州、米脂等五砦，司马光言：“此乃边鄙安危之机，不可不察。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砦，皆是彼田。今既许其内附，若靳而不与，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卑辞厚礼以事中国，庶几归我侵疆，今犹不许，则是恭顺无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则上书悖慢，大则攻陷新城。当此之时，不得已而与之，其为国家耻，无乃甚于今日乎！群臣犹有见小忘大、守近遗远、惜此无用之地者，愿决圣心，为兆民计。”时异议者众，唯文彦博与光合，太皇太后将许之。光欲并弃熙河，安焘固争之曰：“自灵武而东，皆中国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无故弃之，岂不取轻于外夷邪？”光乃召礼部员外郎、前通判河州孙路问之，路挟舆地图示光曰：“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光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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